b体育工业4.0智能工厂，在齐整锃亮的生产线上，在兢兢业业的工匠手中，一件件新潮、笔挺的西服正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

　　在这新生之中，吴邦东也有困惑。作为破产企业股东、高管，他在老庄吉的股权已被清零，同时，因为担保责任，他背上了超过4亿元的债务。“重整对社会、员工和政府都有好处，我却被陷进去了。在目前的法律下，只要不死，这笔欠账我就得背一辈子！”

　　庄吉，是国人心中名牌西服的代表品牌。这家专门生产销售西服等男士正装的服装企业集团，成立于1993年，原形象代言人周华健的一句广告语：“庄重一身，吉祥一生，庄吉西服”，令庄吉西服家喻户晓。庄吉曾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国家免检和中国十大男装品牌等荣誉称号，曾是浙江省重点企业、温州市功勋企业。

　　庄吉，也是近年浙江企业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12年11月底，关联企业庄吉造船厂遭遇客户弃船，引发银行关注并收贷，企业资金流断裂，并引发庄吉集团金额达18亿元的债务危机。

　　2013年，庄吉在温州市政府的高度关注与帮扶中开始自救，把服装主业板块的资产与山东如意集团组成新公司——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下称庄吉服饰），其中山东如意持股51%、庄吉集团持股49%，计划通过三至五年将新组建的庄吉服饰推上市。然而，部分债权银行不同意此方案，纷纷起诉，庄吉自救希望破灭。

　　2014年底，庄吉集团申请司法重整，通过温州市中院与浙江省高院的审核，于2015年2月27日批准受理。通过管理人及庄吉管理层的努力，2016年3月29日，温州市中院批准了庄吉重整方案，“破老板不破企业”，公司董事长郑元忠退出，庄吉4家关联公司中的3家被合并重整，一家被注销清算，山东如意出资1.75亿元，拿下庄吉服饰及三家老庄吉公司的全部股份及资产。

　　重整后的庄吉，通过科技创新，改造智能制造技术，建成全国最先进的服装智能工厂，品质与市场都得到了快速恢复与发展，2016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2017年获浙江省智能制造重点项目、浙江省两化融合示范企业，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省级企业研究院，2018年公司被工信部列为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业。

　　重组后的新庄吉，迸发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重整成功后的第一个年度上半年即成为当地第一纳税大户，重组中也未辞退一名员工。该案成为2017年全国法院审理破产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作为为数不多的重整成功案例，庄吉破产重整案是如何操作的？有何经验和不足？亲历者心境如何？

　　为了解庄吉集团破产重整的背后，《浙商》杂志拜访了庄吉的三位创业元老之一、曾经的庄吉集团总裁、如今的温州庄吉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邦东。

　　庄吉的老楼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建筑样式，院内立着三面旗帜，是国旗、如意集团旗和一面蓝白条纹的旗子，都已褪色。

　　大楼基本人去楼空，上到四楼，只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灯，我猜那就是吴邦东的老办公室，径直走去，果然是。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的吴邦东走出来，笑容温和，握手有力。

　　吴邦东戴着眼镜，浅蓝色衬衣配深蓝色大格子休闲裤，一双棕色皮鞋透着时尚气质。他是温州乐清柳市人，出生于1964年，今年56岁。

　　他与郑元忠搭档近三十年，一起把庄吉做大，又亲历庄吉危机。之后，郑元忠黯然退出，吴邦东却被新入主者留下，虽不再拥有股权，但仍以职业经理人身份管理着庄吉服饰。

　　吴邦东起身走向办公桌旁放满书的书架，拿出一本庄吉集团创立十周年的纪念册（1996-2006年）。厚重的册子里，几位温州弄潮儿风华正茂——陈敏与郑元忠并排靠前坐，吴邦东靠后，站在二人中间，那是庄吉曾经的“黄金三人组”。

　　郑元忠一向胆子大，做事果敢，他是开启了“温州模式”的“八大王”之一——1982年初，因犯“投机倒把罪”而被抓捕的一批温州人士中，郑元忠是电器大王。1984年4月，“八大王”高调。1986年，郑元忠创立乐清精益开关厂，并成为乐清低压电器行业最早拿到国家许可的四家企业之一。

　　吴邦东最早的人生轨迹，就与郑元忠重合。高中毕业后，他加入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销售大军，在中国北方跑市场，小有成绩。1988年，他受郑元忠之邀，加入精益开关厂。郑元忠的性格是大开大阖的，而吴邦东更为柔和细致，两人互补的风格，很快将工厂做得风生水起。

　　1993年，郑元忠将精益电器交由吴邦东管理，他从乐清一脚跨进温州，进入服装行业，创办服装品牌“威丽斯”。1996年，郑元忠决定在服装业加大投入，布局新霸业，邀请小自己8岁的陈敏加入——陈敏于1990年代初创办服装品牌“金顶针”，红极一时，被誉为温州服装“少帅”。

　　为引入陈敏，郑元忠放弃了很多，包括公司的大股东之位，表达出充分的诚意。“因为陈敏懂服装，而郑元忠刚刚从电器行业转过来，对服装业并不熟悉。”吴邦东告诉我。

　　公司命名为“庄吉”，1996年，陈敏退出金顶针，携其全部股本600万元进入庄吉。公司董事长由陈敏担任，郑元忠任集团总裁。吴邦东也于1996年从精益电器来到庄吉，成为三股东。庄吉“黄金三人组”开启了为期八年的合作，合力将庄吉打造为中国服装行业十大品牌之一。

　　庄吉上升速度极快，成为银行的贵客。2000年，庄吉集团以“庄吉”品牌质押，获广发银行温州支行贷款4000万元，成为温州第一家以无形资产进行银行信贷的企业。

　　到2003年前后，庄吉经营效益达到顶峰，现金流充裕，“全国代理商拉着现金来要货，衣服做出多少就能卖出多少”。中国服装行业排名，庄吉进入“双百强”，销售收入和利税都位列前20强，庄吉集团年销售收入近25亿元，利税达2亿元。

　　2003年，陈敏担任温州服装商会会长时，辞去了庄吉集团董事长职位，郑元忠再度执掌庄吉集团。

　　此时，郑元忠不满足于服装行业，决定进入造船业。然而，陈敏不同意，认为应该继续做强服装业。方向不合，二人最后分道扬镳。2008年初，陈敏退出庄吉对外投资的所有股份。郑元忠则坚持进入造船业。同期，庄吉还投资房地产，开启多元化战略。

　　对郑元忠执意进入造船业，吴邦东告诉我，他持中立态度，“因为我是管服装板块的，在对外投资方面无法左右他（郑元忠）的决心，加上其他股东高管多数都支持他干。”

　　2006年9月，庄吉集团先后收购和兼并了乐清凯泽船业、鑫煌船舶、远东船舶等三家船业公司，随后在乐清成立了浙江庄吉船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亿元。

　　庄吉船业公司承接了两艘8.2万吨货船的订单，这是温州造船业史上最大吨位的船舶，每艘造价34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2.4亿元），资金需求量极大。

　　庄吉集团向多家银行申请贷款，银行要求集团股东签订连带担保协议，且所持股份比例要达70%以上。由于陈敏的退出，郑元忠与吴邦东二人所占股份不够，于是除了持股24%的郑元忠夫妇、21%的吴邦东之外，另有两位股东也被要求签下担保协议。不仅股东本人签，股东的家属也得签。这一切，为后来股东需承担企业破产后的连带责任埋下了祸根。

　　市场风险莫测。正式进入造船业才两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全球经济迅速萎靡，国际贸易、航运业、造船业跌入冰点。

　　对当时的严峻形势，吴邦东记忆深刻，2008年之前，“全球航运业晴雨表”波罗的海指数涨到1万多点，而2008年之后暴跌到900点。四年的持续下滑，到2012年七八月间，庄吉船业的客户——香港巴拉歌船务公司熬不住了，决定弃船。

　　此时，听闻消息的18家债权银行同时盯住庄吉，只收贷不放贷，庄吉资金立即紧张起来，很快进入债务危机。当时坊间传言庄吉欠债50亿元，后经清点，实际欠债也达18亿元。

　　当时，吴邦东所负责的庄吉服装板块业务正常，但受集团拖累，公司现金流也开始不正常。

　　无奈之下，庄吉管理团队给温州市政府写了求助报告。市政府以市经信局牵头，金融办参与，成立企业风险处置办公室。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批示要求政府部门想尽办法保企业正常运营。

　　2012年底，温州市企业风险处置办公室发布名为《关于庄吉企业的帮扶情况》的文件，并向多家银行发出内部函件，要求对庄吉“不抽资压贷”，转贷资金由政府协调，先保服装板块的正常运转。郑元忠则表态“不跳楼、不跑路，欠债慢慢还”。

　　庄吉内部也在积极自救，想办法盘活服装行业资产。通过中国服装协会，庄吉在全国寻找有意向的企业参与重组，最后找到山东如意。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山东如意）2007年12月在深交所上市，是一家大型纺织服装集团，总资产44亿元。长期以来，山东如意都是庄吉的供货商，对庄吉很熟悉，有意收购庄吉服装资产。

　　双方谈判结果是：山东如意买下庄吉服装的人员和资产，出资1.28亿元，占股51%，庄吉集团占股49%。山东如意承诺三五年内推动庄吉服饰上市或资产证券化，庄吉集团以上市收益偿还债务。

　　“我们希望山东如意带着庄吉上市。这是一根救命稻草，也许能带着庄吉走出去。”吴邦东告诉我。

　　2013年10月，新庄吉成立，2014年新公司运营。由于庄吉服装业务全国销售体系稳定，工厂生产稳定，因此新公司成立后，庄吉服装的运营未受影响。

　　不过，因为债权银行牵涉太多（共18家），且造船业与服装公司担保复杂，银行看不到庄吉何时能走出——即便银行同情庄吉，但其内部规定要在一定时限内提起诉讼——于是，诉讼接连开始。

　　2013年左右，作为主债权银行的某国有银行温州分行和省行国际部负责人，与吴邦东一同前往香港，找弃船方巴拉歌船业公司谈判。

　　巴拉歌董事长刘俊成，当时七十多岁（于2017年去世），1985年在香港注册成立巴拉歌船务有限公司，成为一家包括海运、空运、房地产、贸易、油库码头及船舶融资等多元化业务的大型集团公司。

　　刘俊成告诉吴邦东和银行负责人，他在香港经历过四次金融危机，每次发生危机时，债权银行便一起来商量，看什么时候能熬出头，银行与企业共度难关，“因为企业倒了，损失最大的就是银行，而只要企业活着，银行就没有损失”。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同样，四家债权银行与巴拉歌共同商量，打算一同熬过去。这样的银企关系，吴邦东唯有羡慕。

　　反观庄吉与银行，吴邦东十分感慨：“当年银行资金宽裕时，银行信贷经理们登门来找董事长，积极为企业放贷。

　　然而，“晴天送伞，雨天收伞”，企业界对银行业的诟病，在吴邦东面前成为现实。“本地的行长们也知道企业的实际情况，不是他们不帮扶，而是他们没有权力，大陆银行的领导要守大陆银行的规矩，整个银行内控流程要求对困难企业限时、抽贷。”

　　债权银行不松口，走投无路，2014年底，庄吉提交破产保护，希望能保住好的板块，那时庄吉服饰有员工800多人，全国专卖店还有几百名员工。

　　在浙江省高院的支持下，2015年2月27日,温州中院裁定受理庄吉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庄吉集团工业园区有限公司、温州庄吉服装销售有限公司三企业的重整申请。该案中债权人共有41人,确认债权约18亿元。同时，通过竞争方式选拔京衡律师事务所为企业破产重整管理人。

　　就在同一年，温州中院成为全国破产案件审理方式改革试点法院，成立了专业的破产审判庭。看完卷宗后，新上任的庭长方飞潮提出：“庄吉负债很高，关联公司之间关系复杂，要快速推进破产程序，必须在保持优质资产的同时，对不良资产同步割离。”

　　浙江省破产管理人协会会长、京衡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任一民带着团队开启了艰难的谈判。他安抚债权人，“当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时，金融机构首先不应考虑抽贷问题，而是为企业输血，共同商量怎么救活企业。企业活下来，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既减少债务人的损失，也减少债权人的损失。”

　　综合庄吉和债权银行的意见，任一民团队提出破产企业实质合并重整申请，随后制定整体性的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债权人会议表决的过程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债权人的认可b体育。随后的数月之内，庄吉4家关联公司中的3家被合并重整，一家被注销清算。

　　因为庄吉在破产重整前已引进了山东如意，因此有意向的投资者不愿再进来。最终，山东如意同意再出资1.75亿元拿下庄吉服饰所有股份。

　　重整期间，没有债主上门逼债，没有员工聚众闹事。相反，庄吉的管理层和上千名员工基本都留了下来。庄吉破产重整之路迈出的第一步，打破了温州民营企业破产重整机制创新上的“空白”。

　　吴邦东为企业感到幸运，“我们比较运气，政府、法院的帮扶为破产重整取得了时间和空间，京衡律所在全国做破产案很有经验。如果没有他们，庄吉的土地会被拍卖，人员会被解散。重整后，品牌还在，地方税还在，人员就业也都能保住。”

　　由于吴邦东熟悉庄吉服饰的一切，因此重整之前，山东如意董事长邱亚夫要求他继续担任总经理，并将此作为重整的前提。

　　吴邦东没有推辞，因为他对庄吉有深厚的感情，“二十年下来，庄吉品牌就像孩子一样养起来，很多管理人员是我带起来的，我要对这批人负责。而且庄吉是有前景的。”

　　不过，在重拾信心的同时，庄吉人也发现，企业破产重整后的正常经营，相关法律仍有缺陷——

　　一是征信不能恢复。企业重整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会留在重整成功的企业上，造成新企业难以融资、不能进行项目招投标等。目前，尚无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遗留的税务问题。破产中涉及的资产重组，无论是商标、土地、设备还是货物的转移，都涉及较大金额的税，破产公司通常无力承担。而新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还面临交割问题，企业名称和税号一样，但法人和股东不同，如果原公司的涉税业务没有依法办理，会直接影响新公司的下一步经营。

　　据了解，虽然各级人民银行都明确鼓励为重整企业贷款，但一些商业银行并不积极。温州当地几十家有贷款需求的重整企业，贷到款的也就一两家。

　　目前，吴邦东没有在公司持股，他原先的股权已被清零。同时，因为担保责任，他为企业背着超过4亿元的债务。

　　谈到自己所承担的连带担保债务，吴邦东感到无力：“当时银行拿过来担保合同，让我们股东签字，大家看也没看就签了。后来，看到法院判决书，我脑袋一下子大了：怎么有这么多贷款？再一看担保文件下面，还真是自己的签名，没想到都变成自己的债了。

　　因为公司破产承担连带责任，家里的车拍卖了，房产查封了，银行卡封了，股权也清零了……在目前的法律下，只要不死，这笔欠账就得背一辈子！

　　想想干了这么多年实业一下子垮掉，心情特别难受。重整对社会、员工和政府都有好处，我却被陷进去了。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现在给我1个亿也没用，还不够还债，现在最大的盼头，就是个人破产法了。

　　企业是有生命周期的。从企业经营规律来说，哪有企业不缺钱的？当年银行给我们企业放贷款，要求70%以上的股东用股权做反担保。结果，企业融资却把股东个人家庭财产全部押上了。

　　有一次，我参加本地企业家协会组织的活动。大家聊起因为担保顶‘雷’的事，结果发现一桌人中，竟有一半因担保上了黑名单。不少人都已经离婚了。

　　现在，我受聘继续留在公司做总经理。但是由于上了黑名单，出行不能坐飞机和高铁，更限制离境，出行相当不方便。”

　　为此，吴邦东曾在参加2018年最高院“推进破产重整，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时提出几点思考。这几个问题，至今仍无答案——

　　第一， 商业银行要求民营企业商业贷款需凑满70%股权以上股东签订最高额个人担保，是不是有违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立法精神？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只对出资额承担责任，而商业银行的连带担保做法违背了法律精神。

　　第二， 个人已向法院申报个人及家庭财产并积极配合法院履行担保责任，是不是还要列为失信人？我认为自己是守信的，但整个公司的债务，个体股东是没有能力全额偿还的。

　　第三， 民营企业重整后，主要经营者大多数还是原来的老股东，庄吉的重整出资方山东如意集团约定庄吉主要管理者不能离开庄吉。但是，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受限不能正常出差进行商务活动，这对重整后公司是重大的伤害。

　　作为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制度，破产制度是经济运行与市场信用的基础保障。个人破产制度长期缺失，使我国破产法被戏称为“半部破产法”，无法真正解决债权问题，甚至会陷入“救得了企业却救不了老板”的窘境。而个人破产制度是一项宽容失败的制度，能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实行债务豁免，帮助其重获新生。

　　“我好几年没见到他了。他也出行受限，应该都呆在家里。”吴邦东摇摇头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