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如今，无论家庭或外出宴请聚会，公筷分餐大行其道，但以往国人中餐聚会，多采用围桌共食的方式，这样既显场面隆重热烈，又显热情亲密。尽管围坐共食方式已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传统，但其实分餐自古就有。分餐制的历史无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而合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其后逐渐发展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制。

　　一个是战国时期的例子，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孟尝君田文广招宾客、礼贤下士，他对前来投奔的数千食客，全都平等对待，无论贵贱，都同自己吃一样的馔品，穿一样的衣裳。一天夜里，田文宴请新来投奔的侠士，有人无意中挡住了灯光，一侠士以为这里有名堂，自己吃的饭一定与田文两样，否则就不用故意挡住光线，由此认定田文是伪君子。田文赶紧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士看，证实大家都是一样的饮食。侠士知道了真相，愧容满面，当下拔出佩剑，自刎谢误会之罪。一个小小的误会，致使一位刚勇之士丢掉了宝贵的性命。试想如果不是分餐制，如果主客都围在一张大桌子“围歼”同一盘菜，怎会怀疑有厚薄之别?这条性命也就不会如此轻易断送了。这是战国时代实行分餐制的最好例证。

　　另一个是南朝时的例子。据《陈书·徐孝克传》说，国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陈宣帝宴饮时，并不曾动过一下筷子，没吃一口东西，可他面前的肴馔却减少了。原来徐孝克将食物悄悄藏到怀中，带回家孝敬老母了。这使皇上非常感动，下令以后御宴上的食物，凡是摆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带回家去。这个故事证明，至少在隋唐以前，人们还维持着一人一份食物的分餐制。

　　另外《世说新语》记载，顾荣有一次参加宴会，看到端烤肉的人露出想吃烤肉的神情，“因辍己施焉”，就把自己的那份餐食给了他，说明当时的宴席确是一人一份食物。

　　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直接指导着人们的行为，饮食的礼仪尤为重要，《礼记》中有“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的说法。这种礼制通过食物及用具的差别来体现不同等级，采用分餐制更便于这些规范的实施。

　　那时人们就餐是跪坐在席子上，每人面前摆放一张低矮的食案盛放餐具及食物。席子下面还会铺上“筵”。筵和席都是坐具，郑玄对《周礼》的注疏中说“铺陈曰筵，藉之曰席”，二者的区别是筵大席小，筵下席上，后来筵席就成了宴会的代称。孔子曰“席不正不坐”，吃饭的时候，人们要规规矩矩地坐在席子上，吃自己面前的食物，这就是典型的分餐制。

　　小食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沉重而器型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后汉书·逸民列传》上记载：东汉隐士梁鸿，娶妻孟光，隐居霸陵山中，后来转徙吴郡给人帮工。梁鸿每当打工回来，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并将食案举至跟眉毛齐平，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举案齐眉，成了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话。

　　又据《汉书·外戚传》说：“许后……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案上食。”因为食案不大不重，一般只限一人使用，所以轻而易举。后来的妻子对丈夫的敬重大有不亚于孟光的，对长辈的孝顺也大有不亚于许皇后的，却很难再去举案齐眉了，小食案变成了大餐桌，弱女子又如何能举得起呢?习惯礼仪也不得不因饮食和食具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不举案了，还可双手捧碗，同样也可表达出敬重之意来。

　　由考古发现的实物、绘画资料，同样可以找到古代分餐制的证据。汉代著名的“鸿门宴”，项王、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种分餐制的场景在汉代的壁画及画像砖中均有体现。

　　如在河南新密市打虎亭汉墓出土的描绘宴会场面的壁画中——人们席地而坐，每人面前摆放着一张食案。在发掘出的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却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进餐场景。

　　低矮的食案是为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来设计的，从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食案实物，以木料制成的为多，常常饰有漂亮的漆绘图案。汉代呈送食物还使用一种案盘，或圆或方，有实物出土，也有画像石描绘出的图像。承托食物的盘如果加上三足或四足，便是案，正如颜师古在《急就篇》注所说:“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

　　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最晚在史前时代末期便已发明。考古发掘到公元前2500年的木案实物，虽然木质已腐朽，但形制还相当清晰。

　　考古工作者1978一1980年在发掘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时，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长约一米，宽约三十厘米。案下有木条做成的支架，高仅十五厘米左右。木案通涂红彩，有的还用白色绘出边框图案。木案出土时都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有杯、觚和用于温酒的斝。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块长五十厘米的厚木板，板上照例也摆上酒器。

　　陶寺还发现了与木案形状相近的木俎，也是长方形，略小于木案。俎上放有石刀、猪排或猪蹄、猪肘。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套厨房用具实物，可以想象，当时擅长烹调的主妇们，b体育操作时一定也坐在地上，木俎最高不过二十五厘米。汉代厨人仍是以这个方式作业，出土的许多庖厨陶俑全是蹲坐地上，面前摆着低矮的俎案，俎上堆满了生鲜食料。

　　陶寺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它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四千五百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出现的源头，古代分餐制的发展与我们提到的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过可以肯定，比陶寺文化居民更早的饮食活动，并不依赖木案的使用，史前先民或许根本没想到吃饭还要用什么案子，或者最简陋的木板也没有用上。

　　在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里，“天下为一家，而无私织私耕，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尉缭子》)人们遵循一条共同的原则:对财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在一些开化较晚的原始部族中，氏族内食物是公有的，食物烹调好了以后，按人头平分，没有厨房和饭厅，也没有饭桌，各人拿到饭食后都是站着或坐着吃。饭菜的分配，先是男人，然后是妇女和儿童，多余的就存起来。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与后来等级制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分餐制虽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渊源上考察，恐怕也很难将它们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码事。

　　分餐制的历史无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而合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其后逐渐发展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制。周秦汉晋时代，分食制之所以实行，应用小食案席地而坐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虽不能绝对地说是一个小小的食案阻碍了饮食方式的改变，但如果食案没有改变，饮食方式也不可能会有大的改变。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还有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

　　杨泓先生通过家具史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认识：正是这种新的历史背景，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方式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5一6世纪新出现的高足坐具有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图形，极其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这显然是高足坐具使用不久或不普遍时可能出现的现象。不过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人们又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

　　到了唐代，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人们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这时再用低矮的食案吃饭就非常不方便了。因此，高足的餐桌应运而生，称为“食床”。

　　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有一个端坐在椅子上的墓主人像，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至少在唐代中晚期，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历史性改变，为众人围坐会食共食提供了契机。

　　这一时期的壁画中出现了很多使用高桌高椅进餐的场景，如敦煌473窟壁画中，就描绘了九个人坐在长方形餐桌两侧就餐的场景。宾客共同坐在一个食床旁进食，但主要的菜肴和食物是由厨师或仆人“按需分配”的。只有饼类等主食或羹汤才合餐。

　　在晚唐五代之际，表面上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就透露出了有关的信息。这幅长卷中，绘有韩熙载及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赏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们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8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用具，互不混杂。

　　这里似乎表现的不是用餐方式，而是贵族们怀古幽思心绪的一种显露。其实这也说明了分餐制的传统制约力还是很强的，因此说从分餐到会食有很长的过渡阶段，这何尝不是当今会食、共食聚餐气氛下的分餐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