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现代化的食品生产使丰盛的食物总能近在眼前，但健康又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品种丰富的便宜食品是否对自然和人类健康带来威胁？如何消除食品消费中的经济不平等？在世界食品安全日来临之际，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在《》刊文《饮食至死》（Eating Ourselves to Death），探讨了现代食品文化的隐患和应对建议。

　　我们今天养活自己的方式似乎既神奇又具有灾难性。近乎奇迹的是，尽管世界人口从1945年的25亿增长到今天的近80亿，农业用地也减少了，但人均可获得的卡路里几乎是原来的两倍，我们还避免了许多人认为必然发生的全球饥荒。

　　然而，具有灾难性的是，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一场缓慢展开的灾难。我们的食物如此便宜，是因为许多成本是由大自然和人类健康状况来支付的。例如说，牲畜被关在恶劣的环境中，常常看不到日光，更不用说有土地可以放养了。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集约化农业导致英国97%的野草地、一半的古林地和56%的石楠地消失。与此同时，从贫瘠的土地上生产的食物往往是不健康的。在发达国家，与饮食有关的疾病已成为死亡和不健康的主因。在英国，1950年时只有1%的人肥胖，而如今，这个数字变成了25%以上。

　　我们所依赖的食物来源正在对人类、其他动物和地球造成严重损害。对此，有些国家曾采取过行动。2019年，在时任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的敦促下，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独立审查机构，以制定国家食品战略，亨利·丁布尔比（Henry Dimbleby）担任主席。英国在2021年6月颁发了国家粮食战略，但在戈夫离开，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入主唐宁街后，2022年6月又发布了新的食品战略，大大淡化了前战略中的大多数建议。丁布尔比抱怨说，这“根本不是一个战略……只是一些不相干的政策想法……无法应对问题”。但丁布尔比并没有放弃，他相信“食物系统可以改变——但这需要顶住巨大的压力，并且有足够的集体意志”。

　　以农业为例。过度施肥的农田产生的氮气径流将河流变成死水；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吸收碳的森林被夷为平地来种植大豆，再用于生产动物饲料。事实上，只需要让生产者为现代工业化农业产生的这些负面外部效应买单，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成效。但“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还远远不够。有些伤害，特别是对动物的伤害，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如果一开始就没造成损害，情况会好得多。因此，政府需要激励可持续的做法。比如母猪不应该被允许在甚至无法转身的“妊娠箱”中度过整个孕期。

　　有些人天真地认为未来我们只要吃有机食品和素食就可以应对这些问题，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显而易见的是b体育，有机农场几乎都依赖于动物粪便，那么我们就仍需要集约化地养殖。丁布尔比不相信仅靠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耕作可以养活人类，因此他认为主流农业生产必须得到改善，而不是废除。

　　目前，对现代农业发展有两种主流看法，土地共享与土地节约。土地节约者认为，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并将农业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们需要更高效的农业，从每公顷土地中获得更多的食物，这能为森林、牧场等留下更多土地。土地共享者则反驳说，如果我们以一种“自然友好”的方式耕作，农田就可以成为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丁布尔比认为，我们不需要二选一b体育，而是可以采用“三区模式”：一些农场是产量较低的土地共享农场，另一些是集约化的土地节约农场，还有一些土地只是被简单地交还给大自然。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指出，我们的一些农田是没有生产力的，因此应该停止对最差的5%~8%的农田进行耕种，而是在那里“种植阔叶林地，恢复泥潭沼泽”。他谈到了“可持续集约化”——这并不是一个矛盾的说法，而是在减少投入的同时提高生产率。技术正在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在计算机和机器人的帮助下，农民可以只在需要的地方浇水、施肥和打农药，而不是不加选择地喷洒。

　　然而，原料生产问题只是食品系统的一个部分。高脂肪、高糖或高盐食品已经被与其密切相关的超加工食品（UPF）取代，成为公共健康的头号敌人。这些食物是你在家庭厨房里不能或永远不会做的，因为它们需要工业原料和工业技术。UPFs在英国人的饮食中占57%，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高。它们被设计得更好吃，提供的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更少，往往不容易有饱腹感，因此人们吃得更多。它们与不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个现象暗含着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最贫穷的家庭将四分之一的钱花在食物上，许多人没有时间从头开始做饭，也没有钱来支付做饭所需的能源。英国的许多地方都是“食物沙漠”，商店货架上几乎找不到新鲜蔬菜。与此同时，贫困人数与快餐店的数量呈强烈正相关。

　　然而，批评者认为，食品已经变得太便宜了——超市的低价是以生产者向更广泛的社会大量倾销为代价实现的。英国家庭平均花费8%的预算在食品上，低于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这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而是低估食品价值的一种表现。

　　在食品银行（慈善组织免费为民众发放临保等安全食物）已成为常态化的时候b体育，谈论“食物应该更贵”似乎是可怕的精英主义。但“食品贫困”只是一般贫困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需要有足够的钱来吃饭，而不是让食物变得如此便宜。如果穷人靠长期食用会杀死他们的食物来在短期内维持生命，那就很难维护他们的权利。

　　目前，英国政府并没有做出足以改善食品体系的事：它在垃圾食品税方面没有采取行动；只模糊地承诺却没有任何举措明显推进土地使用框架建设；它还违背了限制垃圾食品促销和广告的承诺，特别是面向儿童的促销广告；等等。

　　实际上，政府在政策层面完全可以有所作为。丁布尔比提出了包括根据他的国家食品战略报告改编的15项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摆脱垃圾食品循环”的措施，如引入糖和盐的重新配置制税，以减少最差的加工食品的危害；调整与饮食有关的不平等的措施，如严格要求免费校餐的提供资格；优化土地使用的立法，包括保证至少在2029年之前维持农业补贴，这将有助于农民过渡到更可持续的土地利用；以及“在我们的饮食文化中推动长期的转变”并制定“长期的变革性立法”。此外，还应该确定进口食品的最低标准。

　　英国历届政府对立法建立一个更好的食品系统一直持谨慎态度，原因之一是担心被指责为保姆国家或不自由。在《健康饮食政策和政治哲学》（Healthy Eating Polic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中，生物伦理学家安妮·巴恩希尔（Anne Barnhill）和政治理论家马特奥·博诺蒂（Matteo Bonotti）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国家，政府为促进健康饮食而进行的许多干预是合理的。

　　他们引用了约翰·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指出“政治规则，应该以所有公民在某种理想化程度上都能接受的理由来证明其正当性”。这指出了一个事实：虽然世上没有所有公民都能接受的理由，但有一些理由可以合理地期望连最低智力的人都承认至少是有益的。例如，我们有时会为了自身利益限制自己的行为，就像强制系安全带。因此，国家以其公民认可的方式管理食品，并不是家长式作风，因为公民们一般都会接受。但安妮·巴恩希尔和马特奥·博诺蒂也表明，为健康干预建立公共理由授权并不容易，而且需要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迫切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就食品体系展开更广泛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