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b体育饮食文化(精选5篇)
日期:2023-07-18 20:51 | 人气:
b体育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先哲有言曰:“民以食为天”,“天”在我国古人意识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着最高的权利,然而“食”却能与“天”相提并论,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说文解字》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第一部字典,同时也是一部文化学百科全书。其中,《说文·食部》共收字63个,窥斑见豹,从中我们可以探索古代社会的一些饮食文化。《说文·食部》主要涉及食物的种类、制作的方式、食物的性状,食前食后感觉、食物用途等等方面。
农业是形成我国古代文化及其鲜明特征的关键性因素。农业的发展,在人们饮食生活中的突出表现就是食物种类的丰富多样。饮食文化应该包括两类:一是“饮”,即茶、酒之类;二是“食”,即食物的摄取,其对象应为饭食肉菜之属。
《说文·食部》中表示食物种类的有17个,主食为“食”和“饭”,还有一些事物是饼,如餈《说文》中还有类似今天蒸煎类食品,如饊、餳、飴。
从《说文》中表示食物种类的字,我们可以略知古代社会的农业文明,随着粮食作物的增多,用粮食制作的成品食物也日益多样化,他们又不断丰富着人们的饮食生活。
《说文·食部》涉及食物制作方式的字有饪、饙、馏等。从谷物到食物,要经过一个加工的过程。饮食进入文化的范畴要从熟食开始,《礼记·礼运》追溯了人类与火的历史,即“(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这反映了先民由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烹饪是熟食制作的总称。《说文》:“饪,大孰也。从食壬声。”饪的古文从肉,说明古人非常重视肉食加工。
《说文·食部》有些字反映出人们的饮食习俗。在饮食中,饭适其时,各种时段的饭食均有名称。象、飧、餔,从这三字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人有食两餐的习俗。
《说文·食部》中有些字反映出人们的饮食形态。人进食前、将要进食、人吃饭时、刚刚吃过食物、吃完饭之后的形态,我们都可以知道。古人饮食定时定量,更提倡节制饮食,如果饮食过度则几近贪婪,《说文》:“饕,贪也”、“餮,贪也”、“飻,贪也”,《广雅·释注》:“饕餮,贪也。”王念孙疏证:“贪财,贪食,总谓之饕餮。”。
《说文·食部》中还有一些描写事物性状的字。日本学者笠原仲二说:“中国人原始审美意识,首先来自于关系到食物的味觉美。《说文·食部》中描述饭食鲜美丰盛的,如饛、飶、馀。有描写食物无法保鲜而腐烂变质的,如餀、饖、饐、餲。
在古代社会,农业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生产农产品不仅为了自给自足、馈赠亲友,还要供给国家各方面所需。《说文·食部》中既有表示人们日常食物供养的字,如養、飤,还有表示馈赠、待客以及祭祀的字,如馈、饷、餽、餟等。
以上笔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说文·食部》所反映出的古代饮食文化,仅见其一斑而已。古人将他们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融入汉字的形体结构之中,这就使汉字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透过表层静态的汉字,我们可以探索一个深层动态的文化世界。
[1]韩伟.汉字里所蕴涵的远古农业种植文化[J].中州学刊.2005(2).
[2]黄宇鸿.蕴涵的中国饮食文化[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
[3]黎虎.略谈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J].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8年第3期.
中国的饮食,在世界上是享有盛誉的。华侨和华裔们在海外谋生,经营最为普遍的产业就是餐饮业,有华人就有中国餐馆,中国饮食可以说是“ 食”被天下,这现象早在本世纪初就被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敏锐地观察到了。他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说: “ 我中国近代文明进步,事事皆落人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
“ 饮食”与“ 文化”这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一旦历史性地结合就成了“ 饮食文化”。然而饮食文化的发展已有数千年,从事此行业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已取得累累硕果。笔者不才,在借鉴先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饮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求大方之家。
谈到对饮食文化的继承,目前学术界存在着浮躁的态度,各大烹饪院校的学子普遍注重工艺操作,而轻视了饮食文化理论的研究,从而导致饮食文化不能很好地渗入到烹饪教育中,对烹饪教育不能产生积极效应。
说到中国饮食文化,许多人对中国食谱及对中国菜的色、香、味、形赞不绝口。然而要想很好地继承我国优良的饮食文化传统,就要以一个比较的态度来对待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在讨论中国饮食文化时,从饮食生活方式角度着手,而中国饮食文化实际上也是指中国的饮食生活方式。
饮食与文化的结合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它赋予纯烹饪工艺更深的文化积淀。而这种突破堪喜堪忧:其喜在于继承了不同的饮食体系的诸大流派;其忧在于食古不化,创新不足。“ 饮食文化”要丰富发展,切须以求异思维为先。创新是一个层次性很强的概念。日常操作中,我们总是对菜肴进行创新, 这只是一个低层次的创新;而对体系结构的创新则是对饮食文化的高层次创新。饮食文化体系包括:中国烹饪工艺文化、心理学b体育、宗教、民族、民俗、文学、历史学、饮食关系学、饮食营养与卫生、面点文化、酒文化、菜文化等,这些都是相辅相成,触类旁通。对饮食文化的高层次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对饮食体系中某些元素的重新结合,从而产生新的事物、新的理论。
对饮食文化的继承与研究绝不可走极端。饮食文化起源于烹制熟食,在烹制熟食时,切不可对色、香、味、形过于追求,走极端化。比如说, “ 色”即颜色。《尚书》有语云: “ 以五彩章施于五色,作眼。”在西方将红、黄、蓝作为三原色,在东方(中国),把红、黄、蓝、白作为正色。而根据这些正色,原色可以调出无穷无尽的色彩。
中国菜历来注重色彩鲜明、和谐、悦目,意在刺激视觉,强化人们对某一道菜肴的好感,从而达到“ 先声夺人”的效果。
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记载:“ 采菜容花,去心,带汤焯水,同豆腐煮,红白交错,恍如雪界之霞,名‘ 雪菜羹’”。这道菜红、白相间,其美程度可想而知。又如同《武林故事》中的“ 荔枝白腰子”、“ 水晶脍”等,也是以色彩取胜的作品。然而,任何事物均有一个适度与限度的问题。时下,饮食界一味追求色泽艳丽的夺目之效,眩众之目以取得宠爱。然而却不知道菜肴之色犹如女子之妆,不一定非得大红大绿。“ 浓汝”堪佳, “ 淡妆”未必不好。而片面地讲究色就造成了滥用色素,既矫揉造作,缺乏真实感,又危及众生,缺乏科学性。这种做法违背了饮食的本意,中国饮食一直与养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历来有“ 食医同源”、“ 药膳同功”之说。菜肴之色以顺其自然,突出本色为佳!
中国曾一度闭关自守,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鉴于此,作为饮食文化的接班人、继承者,我们要竭力促进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使其在深度和广度上得以延伸。在文化交流中我们要彼此学习,相互渗透、影响,共同进步,为东方文化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文化交流是双向影响、相互吸收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往往有一个文化倾向。比如说:古代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而现代情况则发生了反向的变化,饮食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是一个岛国, 平时人们多以海产品和蔬菜佐餐,性喜清淡,故没把中国人喜食的红烧鸡、鸭、鱼肉学去,他们不太喜欢吃淡水鱼当然,在国家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中并不是兼收并容,全盘吸收,而是经过筛选、消化,吸收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在继承中国饮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也要寻求其正确的发展道路,实际上饮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笔者对饮食文化的发展趋势谈了几点看法:
把握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研究中国的道佛教饮食文化,整理中国民族饮食文化,开拓中国民间的饮食文化,都可以从中采掘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居民认同、愉悦的美馔佳肴来,转化而成为全球性商品。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四大发祥地之一。在中华民族的进化史上,有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由此派生的饮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我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使中国的饮食人文活动表现得多姿多彩。其中食品生产制作的许多发现创造和实践及其文化传播,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饮食文化的内涵,而且为推动世界饮食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循着中国饮食文化活动的轨迹,透视现代食品工业进程中的种种文化现象,这对今后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工业发展道路,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在膳食结构上,确立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动物性食物为辅,多样食物合理搭配,各种营养素合理平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膳食营养模式。
食疗学是中医学和烹调学结合开出来的一朵瑰丽之花。它包括药膳、药制饮料和药制食品等内容。人类的疾病,多半是由于缺乏某些养料,或饮食失衡造成的。由饮食造成的疾病,就需要用食疗解决。今天国民卫生事业从医疗型转向预防保健型,食疗的地位也就更为突出。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此外,我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也很大,这种情况大概始于秦代。据《汉书》等记载,秦代时“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这么多的中国居民来到朝鲜,自然会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朝鲜。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
受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更大的国家是日本。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的中国食品,如干薄饼、干蒸饼、胡饼等糕点,还有制造这些糕点的工具和技术。日本人称这些中国点心为果子,并依样仿造。当时在日本市场上能够买到的糖果子就有20多种。
鉴真东渡还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饭时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国的影响。唐代时,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还几乎把中国的全套岁时食俗带回了本国,如元旦饮屠苏酒,正月初七吃七种菜,三月上巳摆曲水宴,五月初五饮菖蒲酒,九月初九饮酒等等。其中,端午节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一些改进,并发展出若干品种,如道喜粽、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等。唐代时,日本还从中国传入了面条、馒头、饺子、馄饨和制酱法等等。
中国菜对日本菜的影响很大。17世纪中叶,清代中国僧人黄檗宗将素食菜肴带到日本,被日本人称之为“普茶料理”。后来又有一种中国民间的荤素菜肴传到日本,称为“卓袱料理”。“卓袱料理”对日本的餐饮业影响很大,它的代表菜如“胡麻豆腐”、“松肉汤”等,至今还列在日本一些餐馆的菜谱上。
日本人调味时经常使用的酱油、醋、豆豉、红曲以及日本人经常食用的豆腐、酸饭团、梅干、清酒等等,都来源于中国。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称豆酱为唐酱,蚕豆为唐豇,辣椒为唐辛子,萝卜为唐物,花生为南京豆,豆腐皮为汤皮等等。为了纪念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日本人,日本还将一些引进的中国食品以传播者的名字命名。如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僧人泽庵学习中国烹饪,用萝卜拌上盐和米糠进行腌渍,日本人便将其称之为泽庵渍。清朝顺治年间,另一位日本僧人隐元从中国传入菜豆,日本人便称之为隐元豆。
除了西北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之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它扩大了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
泰国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加上和我国便利的陆上交通,因此两国交往甚多。泰国人自唐代以来便和中国的汉族交往频繁,公元9世纪至10世纪,我国广东、福建、云南等地的居民大批移居东南亚,其中很多人在泰国定居,中国的饮食文化对当地的影响很大,以致于泰国人的米食、挂面、豆豉、干肉、腊肠、腌鱼以及就餐用的羹匙等等,都和中国内地有许多共同之处。
在中国的陶瓷传入泰国之前,当地人多以植物叶子作为餐具。随着中国瓷器的传入,当地人有了精美实用的餐饮器具,这使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大为改观。同时,中国移民还把制糖、制茶、豆制品加工等生产技术带到了泰国,促进了当地食品业的发展。
中国饮食文化对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影响也很大,其中以缅甸较为突出。公元14世纪初,元朝军队深入缅甸,驻防达20年之久。同时,许多中国商人也旅居缅甸,给当地人的饮食生活带来很大的变革。由于这些中国商人多来自福建,所以缅语中与饮食文化有关的名词,不少是用福建方言来拼写的,像筷子、豆腐、荔枝、油炸桧油条等等。
距离中国稍远的几个东南亚岛国b体育,像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受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也不小。
菲律宾人从中国引进了白菜、菠菜、芹菜、莴苣、大辣椒、花生、大豆、梨、柿、柑桔、石榴、水蜜桃、香蕉、柠檬等蔬菜和水果,菲律宾人还爱吃中国的饭菜,如馄饨、米线、春饼、叉烧包、杂碎、烤乳猪等,日常饮食则离不开米粉、面干、豆干、豆豉等,使用的炊具也是中国式的尖底锅和小平煎锅。菲律宾人特别爱吃粽子,他们不但端午节吃,圣诞节也吃,平时还把粽子当成风味小吃。菲律宾的粽子,造型依照中国古制,呈长条形,而味道则很像浙江嘉兴的粽子。
马来西亚在饮食文化上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据考证,马来人的祖先主要是来自我国云南一带种植水稻的民族,马来人的某些食俗同这些先民大有关系。例如,马来人的大米从种植到收获,都有类似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和礼仪。马来菜的烹制方法和中国菜相似。马来语中称作“塔夫”的中国豆腐,在当地十分受人欢迎,有些地方还把豆腐的色、香、味,揉和在本土传统的咖喱菜中。
据文献记载,把伏日作为节日约始于秦朝。大约到汉代,伏日与食俗才联系在一起。据《汉旧仪》载,“汉魏伏日有酒食之会”,说的就是饮酒聚会。“汉书》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按理,三伏日食羊不合时理,农家为何要在伏腊日烹羊斗酒呢?这一方面是羊肉有大补身体的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人把“伏腊”作为节庆看待,所以要像过年一样庆贺一番。汉代除了民间这样做,宫廷也同样有伏日赐肉的宫俗。
三伏日吃凉冰可以说是最佳消暑食物了。我国早在西周就有伏日掘井藏冰的做法。约到晋十六国,出现伏日赐冰的宫俗。晋《邺中记》说,在彭德府临漳县有铜雀、金虎等三座井台,十六国君王石季龙曾于“井台藏冰,三伏之月冰赐大臣。”从此这种宫俗流传不息。唐代三伏吃冰的花色品种就多了,如长安就有“冰盘”、“冰瓜”等,豪富们甚至会举行“冰宴”。据《天宝遗事》记载:“杨家(杨贵妃家)直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围于宴席间。”虽然是盛夏,但个个赴宴者都冷得面露寒色。宫廷内还按地位高低赐冰镇食物。
宋代朝廷盛夏赐冰传承了唐代的传统,但宋代宫廷赐冰的对象很有限,只有近臣和史官才有受赐的份,其他官员只是放几天假而已。据《岁时杂记》载:“京师三伏唯史官赐冰,百司休务而已。自初伏日为始,每日赐近臣冰,人四匣,凡六次。”又赐黄绢为囊的甜蜜一碗和冰面三瓶。近臣是皇帝身边的大臣,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受到特殊照顾是不足为奇的。但史官与近臣为什么有同样的待遇呢?原来宋代史官伏日不放假,工作性质不同,才有这样例外的待遇。
我国译者在翻译外国菜的过程当中,经常采用音译的方式。比如,hamburger音译成“汉堡包”,sandwich音译成“三明治”。这些音译的菜名保持了外国的饮食文化,有助于国人对外国的了解。音译更能让外国友人了解中国菜的文化内涵,这对于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是有利的。就像我国已经接受了“麦当劳”和“肯德基”等西方快餐一样,中国的jiaozi,lo main,chow fan,tofu等中国词汇已经被西方人接受。因此在翻译此类名名称时,就可用音译,以保持原有风味特色和中国的文化特征。西方国家一些中餐馆菜名音译以广东话发音基础,已成为约定俗成的用语,如炒粉(chow fun)、炒饭(chow fan)等,为西方人所接受。为便于西方人理解,译者在翻译时最好沿用这些用法。例如:牛肉炒粉(chow fun of beef)、扬州炒饭(Yangzhou chow fan)等。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的人们逐渐形成具有本地域特征的饮食文化、烹调方法和菜肴口味,翻译这类展示地名类型的菜名时,译者可采用音译地名加上释义口味的方法进行翻译,这样可以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例如:
如果中国菜名包含了原料的名称,英译时译者可以直接按中文菜名译出其意。例如,“叫花鸡”这道菜的名字里有“鸡”这一原料,可直译为Beggar’s Chicken;“东坡肉”这道菜的名字里有“猪肉”这一原料,可直译为Dongpo Pork;“北京烤鸭”这道菜的名字里有“鸭”这一原料,可直译为Roasted Beijing Duck。
中国菜名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别说外国人,就是普通的中国人也常遇到看得懂菜名却弄不懂到底是什么菜的情况。比如,“白云凤爪”这道菜其实就是白醋腌鸡爪,如果按菜名的字面意思译成White Llouds and Phoenix’s Paws,外国客人根本就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菜,而如果译成pickled chicken paws,就不会让他们疑惑了。又如:芙蓉燕窝(Sweet Bird Nests Soup with Egg White)、凤凰玉米羹(Corn and Egg Soup)等。
1.1介绍菜肴的主料和配料:主料(名称/形状)+with+配料或者主料+and+配料。
2.2介绍菜肴的做法、主料和配料:做法(动词过去式)+主料(名称/形状)+ 配料。
中餐的刀工是烹调菜肴、体现形美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斩(chop)、切(cut)、切片(slice)、切丝(shred)、切丁(dice)、切块(cube)、卷(roll)、切成末(mince)、捣烂(mash)等。这些词的翻译一定要准确,否则就会造成名不副实的效果。
3.2介绍菜肴形状或口感、做法及主配料:做法(动词过去式)+形状/口感+主料+配料。
4.2介绍菜肴的创始人(发源地)、主配料及做法:做法(动词过去式)+主辅料+ 人名/地名+Style
5.1具有中国特色的且也被外国人接受的传统食品,本着推广汉语及中国文化的原则,使用汉语拼音。
5.2具有中国特色的且被外国人接受的,但使用的是地方语言拼写或音译拼写的菜名,仍保留其拼写方式。
5.3中文菜肴名称无法体现其做法及主配料的,使用汉语拼音,并在后标注英文注释(也可称为文化补译法)。
菜单中的可数名词基本使用复数,但在整道菜中只有一件或太细碎无法数清的用单数。
7.2如汤汁或蘸料和主料是分开的,或是后浇在主菜上的,则用with连接。
本文提出的中国菜名的翻译方法,不论是音译或是直译,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必须学会变通和灵活应用,在不同的场合和语境中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无论怎样,菜名的翻译都要反映出菜肴的本质和特色,尽量保存中华民族语言的特征,并符合接受者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价值。
[2]乔平.中餐菜名分类及其英译方法[J].扬州大学烹饪学报,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