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OYO，冲击全球最大连锁酒店集团背后的狂热在2019年4月前，连锁酒店品牌OYO中国公司员工郝云出差住酒店，只需在社交软件提出申请、填写预算，待领导审批后，开发票就能报销。 如今，这一切都变了。OYO引入费控系统后，郝云出差必须入住OYO挂牌酒店，因为这里有协议价。OYO还出台一系列条款，对内限制资金支出。 郝云感到OYO内外管理严格起来了。今年5月，OYO在成都举行发布会，宣布自己进入“2.0模式”，即“保障业主收益”阶段，并喊出了“规模化+精细化”的口号。 在OYO酒店2.0计划中，单体酒店的品牌化模式将从“收取加盟费、简单抽成”的方式，转变为OYO与业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OYO酒店首席收益官朱磊在发布会上表示，OYO酒店将与签约“OYO酒店2.0”的酒店业主共同承担经营状况波动、市场形势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将加大对物业更新的投入，为酒店提供更多流量，提升经营收益，让业主坐享其成。同时，OYO酒店也在这次发布会上公布了2019年的目标——全国1500+城，20000+酒店，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连锁酒店集团。 至此，过去的抽佣模式结束。而在郝云看来，2.0模式保底的是营业额，OYO是想拿到业主定价权，没考虑酒店业主成本，所以酒店业主也很犹豫。对此，OYO以涉及商业机密为由，拒绝向记者透露。 OYO酒店狂飙式扩张，在创投市场引人注目，但人民网创投频道在获取到的OYO内部资料中看到，数据造假、刷单和内部腐败等问题也同时频现。对此，OYO回应称，平台大了，难免会出现个别违规操作，这在阿里、京东等平台型企业也都出现过；同时称OYO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查获多起涉嫌行为不端事件，并依照公司规章制度和相关法规对涉事员工作辞退处理，同时对涉事员工提出严重警告，过去几个月，已下线多家质量不达标以及客户体验不佳的酒店。 疯狂扩张 在进入中国一年多的时间里，OYO酒店就像一匹黑马闯入酒店业，拓店速度惊人。 OYO酒店于2013年在印度正式成立。其创始人阿加瓦尔在19岁时辍学，后到印度各地旅游。因经费有限，他住过不少条件很差的招待所。彼时，他萌生了创办OYO的想法——做一个连锁的、便宜又干净的酒店。 如今，OYO酒店已成为印度最大连锁酒店集团、印度第二大互联网公司，并从印度拓展到中国、英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2017年11月，OYO正式登陆中国，并将第一家酒店落地到深圳，命名为OYO8001天邸酒店。不到两年的时间里，OYO酒店迅速以特许经营、委托管理以及租赁经营模式招徕加盟酒店。截至今年5月，OYO拥有超过50万间客房，成为国内最大单品牌酒店。 “我们第一步先选择了速度，为什么？我们要先有规模，有了规模才有成本优势，然后来帮助业主提升。”为何选择高速扩张之路，这是OYO酒店合伙人、首席财务官（CFO）李维给出的答案。 对李维来说，增长速度成了OYO引以为豪的一点，先打市场规模再进行运营已经是OYO不用掩藏的打法。“未来，OYO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在疯狂扩张的背后，资本身影频现。OYO在2018年8月获得由软银远景领投的10亿美元融资，12月又获得Grab追加的1亿美元融资。2019年2月，滴滴也向OYO追加1亿美元投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OYO融资总额超过17亿美元。 郝云记得，在获得软银等资本机构的投资后，OYO酒店在中国大量招聘员工，在两个月左右时间里，招聘了2000余名员工。大多数新员工来自Uber、滴滴、神州租车、饿了么等知名互联网公司。 “OYO给市场人员的工资很高，底薪在七八千元左右，这在二三线城市已经很高了。”郝云说。 郝云粗略估计，按一名员工基本工资六千元来算，加上差旅、补贴和酒店招牌，每月OYO支出约2亿元。 “开销最大的是招牌和补贴，一个招牌预算在10万元以上。”郝云说，补贴是OTA（OnlineTravelAgency）立减，比如100立减35。 OYO某区第四季度预算申请表显示，2018年11月举办的两场业主推介会，在费用项目中，OTA广告投放（商圈、广告位等）占比较高，为13.4万元，业主推介会和业主沙龙共计15万元，HMI（员工激励）费用为70万元，合计139万元。而2018年12月费用项目共计是168万元。2018年11月和12月，线万元。 郝云觉得，优厚的加盟条件和较高的市场人员提成，提升了大家的工作热情，但也带来了造假空间。 据郝云介绍，OYO对加盟店每一间客房投入在800—1600元，一个拥有30间客房的酒店，投入在3万元左右，包括人工成本、装修、系统使用等。并且，OYO只抽取加盟酒店营业额3%-8%佣金，但市场人员开拓一个加盟酒店都可以从OYO酒店公司获得8%-10%奖励。 郝云表示，很多市场人员为了拿到奖励，往往将公司奖励的佣金私下返给一部分给业主，这样业主不用向OYO支付任何费用，就能获得OYO的“贴牌”和客房升级改造。这样的话，市场人员更容易招揽加盟酒店，所以拓店速度很快。 对于如何考核和奖励加盟酒店运营人员，OYO方面表示不方便透露。 数据造假 疯狂扩张的背后，OYO付出的代价是不断烧掉的钱。 1997年，第一家“锦江之星”酒店开业，22年后，锦江国际酒店集团在中国门店数超过7000家，和如家、华住并称为中国连锁酒店行业三巨头。 同样是从0到7000家门店，OYO酒店在中国达到同样规模仅仅用了16个月时间。 烧钱是OYO扩张的秘诀。传统连锁酒店会收取高额加盟费、统一装修，甚至派驻高管参与经营。 OYO瞄准的则是二三线以下城市的单体酒店，不收取加盟费、保证金等费用，不对酒店的内部装修做统一要求，加盟酒店只需要挂上OYO招牌、接入OYOAPP等官方订房渠道即可。加盟酒店旧有的店名可以保留，布草、洗漱用品等耗材由OYO统一提供。 对于小本经营且自身客源有限的单体酒店来说，这无疑有很大吸引力。 但是，问题也在滋生。 人民网创投频道获得的一份OYO粤桂琼2018年OCC（入住率）表格显示，2018年10月，2018YTD（即yeartodate，到现在为止最近的一年）44.30%，Walkin(散客)27.67%，OTA（即OnlineTravelAgency，线%，Sales（销售）2.89%。 “从OYO的粤桂琼2018年OCC表格数据来看，OYO的品牌没有特别吸引力。”某知名券商酒旅行业分析师陈阳分析称，中小型单体酒店入住率本身就偏低，该表格数据也说明OYO的入住率并不高，以散客为主，品牌和APP自有渠道也不行。 陈阳还称，国内成熟酒店集团的自有渠道OCC占比非常高，中小酒店加入OYO之后，入住率提高多少，或者说加盟业主扣除给OYO的佣金后，是不是比以前更赚钱，这决定了他们是否继续加盟。 郝云说，酒店加盟后，OYO运营岗位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帮助酒店业主运维和提升入住率。运营人员的奖金与加盟酒店入住率挂钩。 据郝云介绍，OYO根据入住率给运营人员8%-10%提成奖励，OYO则会从加盟酒店业主身上，参照入住率按3%-6%比例抽取佣金，8%-10%与3%-6%之间的差价，滋生出了运营人员与业主联手“造假”数据现象。 郝云说，为提高加盟酒店入住率，OYO运营人员和酒店业主虚报入住数据，以“骗取”提成——运营人员在从OYO公司拿到奖金后，私下把加盟酒店业主向OYO缴纳的入住佣金以个人名义返还，运营人员实际赚取8%-10%与3%-6%之间的差价。 在郝云提供的一份OYO今年2月数据图表中，广东、广西两个省区加盟酒店的身份证读卡器完成率，没有100%完成率，甚至完成率超过50%的酒店也屈指可数。这意味着，这两个省区加盟酒店在对入住人员身份验证上，并不很严格。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的入住旅客没有在酒店进行身份登记。 “有些员工还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居民身份证信息，填写入住统计报表中，刷高入住率。”郝云说，通过数据造假，OYO运营人员不仅在公司内获得更高的“业绩”，还能拿到一定数额奖金。 对此，OYO回应称，公司成立了廉政合规委员会，委员会对员工违反公司廉政合规制度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查获多起涉嫌行为不端的事件，并依照公司规章制度和相关法规对涉事员工作辞退处理，同时对员工提出严重警告，过去几个月已下线多家质量不达标以及客户体验不佳的酒店。 员工离职 同样在几个月前，不少OYO员工离职了。 在郝云看来，大批员工离职和OYO推出2.0计划有一定关系。 2019年5月30日，OYO在成都举行了发布会，宣布自己进入了“2.0模式”，即“保障业主收益”阶段，并喊出了“规模化+精细化”的口号。 在OYO酒店2.0的计划中，单体酒店的品牌化模式将从“支付加盟费、简单抽成”的方式，转变为OYO与业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OYO酒店首席收益官朱磊在成都的发布会上表示，OYO酒店将与签约“OYO酒店2.0”的酒店业主共同承担经营状况波动、市场形势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并将加大对物业更新的投入、为酒店提供更多流量，提升经营收益，让业主“坐享其成”。 这里所说的“坐享其成”是指，通过对近万家酒店建立收益状况模型，并运用大数据进行解析和收益预测，OYO酒店将为酒店业主设计，为其“量身定做”收益保障方案，凭借技术手段和高效的执行团队落实到店。 “2.0模式推进后，加盟业主的收益如果达不到既定数值，OYO会进行补贴，业主收入不比以前少；如果收益高了，双方再进行分成。”郝云说。 “OYO推出2.0计划后，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油水了。”据郝云介绍，对于内部出现的贪腐、数据造假问题，OYO也有警惕，以前也查出一些贪腐和造假问题，还在内部邮件通报，处理了一些涉事员工。与以前相比，目前的管理严格很多。 OYO对人民网创投频道回应称，公司绝不会向不讲诚信的行为妥协，也绝不会容忍持续的绩效不达标，公司的管理文化是业绩导向、数据驱动，绩优者上，有力者为。对于真正的人才，OYO酒店会给到足够的回报。 盈利模式 迅速拓店的OYO就像一条鲶鱼，让行业看到了中小型低端酒店整合的可能性。 在中国酒店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里，锦江国际、首旅如家、华住三家酒店集团已占据国内连锁酒店业六成以上的市场，在OYO酒店进入中国时，酒店业的市场格局已经清晰而牢固。 中国饭店协会和盈蝶资讯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酒店连锁发展与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月1日，经济型酒店营业数为32444家，客房数2009738间，客房同比增长9.95%。市场存量依然不小。 在陈阳看来，中小型酒店盈利能力较弱，整合管理又麻烦，“大型酒店集团看不上”。华住、铂涛、同城艺龙等连锁品牌目前进入这一市场，具有一定优势。“他们有品牌、有经验、有渠道，如果针对小酒店适当放松加盟标准，还有很大的机会。” 某资本机构分析师陈强表示，大型酒店集团一般采用直营+加盟的形式，形成连锁酒店品牌，品牌效应和统一管理造就酒店集团稳定发展。对于传统酒店企业而言，要综合考虑开拓下沉市场的成本与预期收益，而不会像OYO以互联网公司前期近乎不计成本的模式去推广。 陈强认为，这种酒店扩张的方式被很多媒体称之为“流血狂奔”，与互联网创业公司前期的模式类似，属于“补贴换市场”，这种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还要看市场份额提升后的实际收益如何。 从每家酒店来看，OYO酒店的收益是“酒店营收X抽佣比例”。OYO方面表示，这些是OYO酒店总收益，除掉人力成本、运营成本、改造成本等，就是OYO酒店盈利点。具体抽佣比例，根据双方约定，每家酒店不同。 OYO方面表示，公司在国外的商业模式是盈利的，也很清楚怎么走下去。单体酒店通过提升客房入住率和动态调价，RevPAR（平均客房收益）能够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在日常运营成本基本维持原本水平，以及没有额外成本支出的情况下，盈利是建立在酒店营收增长的基础之上，有较为清晰和可观的增长预期。 OYO还称，创新的品牌化也对合作伙伴的投入成本可控；而规模化和效率提升，让OYO酒店的边际成本降低、营收总量保持稳定增长。 陈阳认为，中小型低端酒店有其固定的消费群体，有价值也有市场，未来行业品牌化、连锁化率会有所提高。 下沉市场 旅悦集团索性事业部CEO莫步宁曾认为，锦江国际、首旅如家、华住三家酒店集团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重心在于增量酒店的扩张以及一、二线城市核心市场的争夺，所以以往的扩张速度较慢。再加上酒店业“下沉市场”开拓难度大、利润薄弱等，传统酒店巨头之前并未被这一市场吸引。 陈阳认为，OYO在与加盟业主在合同期内收回成本并盈利，模式才可以持续。目前OYO的扩张相当于把“产品端”打通了，之后打通“客户端”是正常逻辑。 在今年5月底的发布会上，OYO酒店公布了2019年的目标——全国1500+城，20000+酒店，最终成为全球最大的连锁酒店集团。 面对2019年的新目标，OYO酒店合伙人兼CFO李维在发布会上表示：“以全栈式的商业模式为基础，我们将通过技术和人才，持续构建开发、改造、运营、分销四项核心能力：继续保持速度，开拓城市；对酒店进行创新性改造；帮助酒店提高运营管理能力；通过OYO自有渠道、OTA运营和旅行社等分销，帮助酒店业主提升收益。 “OYO扩张速度这么快，主要是瞄准了此前被市场忽略的低端小宾馆，避开了和国内巨头竞争；另外，加盟政策对小酒店经营者友好，容易吸引加盟商。”陈阳说，国内经济型小酒店多而乱，缺乏品牌和标准，虽有整合，但很分散，这也为OYO发展提供了肥厚土壤。 但是，郝云提供的OYO福建三明、南平、莆田区域情况介绍材料显示，在总结共性问题上，OYO缺乏比较有说服力的运营数据作为商务拓展的支持，公司品牌对改造酒店带来的意义不大，属于可有可无；区域市场没有空白市场可进行拓展，已经全方位覆盖；旅游城市的拓展难度大，酒店业主的利润低，能接受的合作成本低。 这份材料还称，在县城问题总结上，县城区域小，区域保护原因限制拓展；县城人口流量少，人口流失严重，外来流动人口少；县城酒店行业市场发展出现畸形趋势；县城的网络流量订单少，提升空间有限。 在陈阳看来，酒店是周期行业，受宏观经济影响大，这一行业正处于周期底部，RevPAR（平均客房收益）增速放缓。这几年，不少酒店集团在发展加盟模式、开发新的产品，从根本上没有模式创新，OYO的打法算是一种创新，“但能不能成功还不好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郝云、陈阳、陈强为化名）

　　色情、暴力歌曲屡禁不止 互联网音乐平台该当何“罪”2019年5月的一天上午，在北京五棵松的华熙live，民谣歌手王凡背着沉重行囊，掏出乐器，反复调音。他和团队成员从事音乐超过三年，没有接受正统音乐教育，但一年前发行了单曲和专辑。 王凡一直坚持做自己的音乐，他说有些歌手为了出名和博眼球，故意写低俗歌曲，歌词带有“脏话”，甚至引诱犯罪，他很反感，觉得不道德。 早在2015年，文化部开展了对内容违规的网络音乐产品的集中排查，查出120首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公德的音乐产品，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对此进行集中下架，拒不下架的单位，文化部将依法从严查处。李志、赵雷、张震岳、许嵩等知名度较高的歌手，赫然在列。 时隔四年，部分歌曲依旧没有下架。人民网创投频道调查发现，张震岳和McHotdog的《我爱台妹》在千千音乐平台还能播放，甚至“好看视频”网站可以播放这首音乐MV；在酷狗音乐平台上，新街口组合《》依旧能搜索到。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张震岳热狗《我爱台妹》依旧在“好看视频”播放 酷狗音乐在2016年7月与、酷我音乐合并成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的一部分。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于2018年正式登陆纽交所，在2018年第2季度，腾讯音乐月活已超8亿，平均每人每天使用时长达70分钟。 2017年，腾讯系的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市场份额分别为28%、15%和13%。阿里系虾米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位列其后。 2018年10月，网易云音乐获得新一轮6亿美元融资，百度为其战略投资方。在2018年腾讯、阿里巴巴大招迭出的背景下，李彦宏联手丁磊，一时让媒体与资本市场对中国在线音乐未来不吝表达出乐观预期。 但在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和平台上，不少歌曲含有暴力、色情、教唆犯罪等内容。 北京心岸心理训练营创始人范经韧表示，哼唱低俗音乐，是内心负向情绪宣泄。但对青少年而言，这种方式像毒瘾一样，它能给人培养出一种惯性，一旦遇挫或不满，容易沉浸在这些垃圾音乐里面，麻醉自己，甚至在这些歌曲引导下攻击他人，产生自毁行为。 在音乐制作人李进看来，很明显，这是平台失职，歌曲下架的原因，一种可能是歌词低俗或含有不正确价值观，另一种可能是歌手本人的价值观有问题，或者个人生活不够检点，这些有不良背景的歌手应该是重点关注对象。 音乐平台的监管问题远不止这些。博纳音乐CEO江凌表示，在一些音乐平台上，宣扬军国主义、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音乐屡见不鲜，这可能是创作者犯了低级错误或带有政治目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后果都应该由平台和创作者承担。 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杨华建议，对于互联网音乐“顽疾”，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审核领域，但这需要专业人才艰苦的研究与攻坚，路阻且长。 低俗 在2015年文化部要求下架的120首歌曲中，半数以上是饶舌歌曲，“阴三儿”以17首曲目最多，“新街口组合”以8首歌排名第二。 在被禁名单中，罗百吉的《那一夜》等三首歌曲榜上有名，他曾被问及此事，自认年轻时唱的有些歌确实不太好，“被禁也好”。 张震岳所属的本色音乐表示，被禁的歌是张震岳20多岁时写的，他至少10年没唱了，现在也都没唱，版权在其它公司，若要下架，他们不会有意见。 所谓下架，是指禁止出现在KTV等点播系统，禁止在经营性表演中演出，禁止在互联网上网被下载、复制和传播，禁止以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现。 人民网创投频道调查时发现，部分被禁歌曲的歌词非常露骨，比如《我爱台妹》的歌词是：“如果是你肚子大我带你去看顺风***，我就不信你现在还有***都是凯子搓，把衣服都掀起来，把**都丢上来。” 调查还发现，在平台上，Youngthug的《Pickupthephone》和G-eazy的《shakeitup》，Lilbaby的《Puree》，歌词或者MV视频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内容。其中，在《Pickupthephone》MV中，两名上半身的女子跟随音乐节奏在跳舞。甚至，这首歌曲被标注为“独家”。 而在虾米音乐平台上，部分歌曲同样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内容，比如松小嗑的《吃谁你得捧谁，*谁你得疼谁》。其中，驳倒乐队的《火腿肠》歌词内容描述的是，“你被扔到热火朝天的人群里，你被刘嘉瑞给骗到长城宾馆里，他们心里只有一句话，扒了你的皮，吃了你的肉！” 此外，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部分歌曲也含有色情和暴力等内容，台北公案的《维士比是合法的毒品》。其中，驳倒乐队的《死了丈夫好出门》歌词内容描述的是，“别人丈夫乖又乖，我家丈夫呆又呆，斑鸠叫来要天晴，乌鸦叫来要死人，死人就死我丈夫，死了丈夫好出门。” 在文化部被禁的120首歌曲中，张震岳的《我爱台妹》MV依旧在“千千音乐”播放 在李进看来，音乐市场充斥着浮躁、不安、焦虑，为让自己音乐被记住，有些音乐人故意生产低俗音乐，博取大众眼球。 作为民谣歌手，王凡说，低俗文化表现方式多样，有时民谣和乡村音乐也会被批为“丧文化”，主要是曲调和歌词不积极向上。 “有人说一些民谣涉嫌‘丧文化’，我也无话可说，起码在我们乐队的观念中，低俗主要与歌词有关，歌词里是不是有脏话，是不是有引诱犯罪，是不是有涉及不道德。”王凡说。 “投机者很多，他们为出名放弃节操。”在李进看来，如今，音乐市场充斥大量低水平的音乐制作人，为了能够立足，生产低俗歌曲抢占市场，部分低俗歌曲虽然下架，但有些游离在红线边缘的歌曲仍然存活。 在部分音乐平台上，宣扬军国主义、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音乐也屡见不鲜。 乐评人卢世伟称，一些音乐平台在这个方面犯错，大部分原因是认知水平不高，而监管不严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某音乐集团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聂伟表示，音乐平台有审查内容的义务，但审查的时效与技术能力等多因素相关，是否及时在海量内容中发现违规内容，这很难做到，这需要平台和政府、用户等多方面协同。 范经韧认为，从心理学角度看，如果歌曲内容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这也对青少年的心理造成影响，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对于政治理解比较浅，容易被他人操纵，从而做出出格事情。 谈到低俗音乐，范经韧坦言，“有些低俗音乐确实能够带来流量，歌手明知对自己名声不好，但他们甘愿冒险。”他说，自己认识一个乐队组合，专门唱低俗歌曲，以前驻唱时薪几十元，但名声炒起来后，时薪已达上千元，这与不出名歌手相比，算是一种“成功”，但对社会却造成了伤害。 低俗音乐为何屡禁不止？李进说，对于制作人而言，最严重的处罚是音乐下架，很少歌曲唱作人受到行政处罚，违法成本低是铤而走险的重要诱因。 某音乐公司CEO王易相信，让某些音乐制作公司放弃眼前利益比较困难，但他们要考虑的是，专辑外部会印公司LOGO，拥有好名声远比眼前利益重要。他始终相信，优秀的音乐公司是创作好歌曲，不会传播低俗音乐，更不会借助政治敏感话题炒作。作为内容的承载方、传播方，互联网音乐平台在低俗、有害音乐上应该承担责任。 毒害 低俗音乐一直受到媒体公开指责。 2018年1月，《中国妇女报》官方微博批评，PGone的《圣诞夜》歌词有“纯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送你去见姚贝娜”等内容，涉嫌不尊重妇女和教唆青少年吸毒，渲染性滥交，挑战了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月，《海南日报》公众号在《实在不能忍！这样的海南话歌曲竟上架抖音、网易云等各大平台？》一文表示，唐强创作的网络歌曲《鲁迅买墨汁》用海南方言对鲁迅先生进行侮辱，疑似违反《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建议海南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立案调查。 经调查，有关部门依法对唐强作出停止从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活动、予以警告、处3万元行政罚款的决定，并责令唐强在微信公众号内就侮辱鲁迅先生一事向公众道歉。 在众多低俗歌曲中，嘻哈类音乐比较引人关注。众所周知，嘻哈是一种较新的说唱表演形式，其渊源可上溯至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黑人社区。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开放度提升，嘻哈也漂洋过海而来，并被不断演绎，进入大众音乐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的视野。 范经韧表示，近年，PGOne、红花会等嘻哈音乐文化人，给青少年传递了叛逆、自负、暴力自私，不顾及他人的理念，甚至教唆年轻人吸毒，公开侮辱妇女。 范经韧认为，音乐是一种表达方式，它主要体现歌手对社会、对他人、对自我，以及对压力、情感、婚姻、学习、父母、工作、国家等多元素的看法。同样，它也包含歌手的经历、认知、情绪和三观等，这是一种极具传染性、影响力的传播工具。此外，音乐也是一种倾听工具，是一种信息输入方式，听者在无形中会对歌者表达对社会、学习、他人、情感、老师和压力等观点，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音乐本身的社会教化作用无可替代。”范经韧说，对于6-12岁、12-18岁年龄段的青少年而言，身体、心理都在成长，对自我、他人、事情的看法都处在整合期，容易情绪化。 范经韧称，正因如此，青少年对事情的看法处在形成期，遇到学习、生活中的难事，容易积累很多不满、焦虑、不安、自卑、挫败等负向情绪，由于不能完全控制情绪，产生负面情绪后，既容易攻击他人、也容易攻击自己，所以社会要正确、及时引导，让负面情绪得到宣泄和转化。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青少年犯罪占全部犯罪的70%以上，且低龄化趋势明显，犯罪率急剧上升。 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显示，截至2017年6月，该庭共受理涉未成年人刑事一审案件72件、二审案件173件，判处未成年罪犯234人，减刑假释案件1631件。其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员占14.96%。 在李进看来，当今青少年犯罪低龄化和互联网低俗文化的泛滥有直接关系，低俗文化对于青少年心理的危害在于，它们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逻辑，引诱青少年上钩，让青少年认为犯罪或从事某种不道德的事是比较“潮”的行为。 他建议，在音乐平台方面，歌曲上架必须内容审查，尤其是歌曲内容，价值观扭曲的歌曲要避免上架；一些恶趣味、纯粹情绪发泄的歌曲要避免上架；对歌手进行积分管理，这样既鼓励了创作创新，又间接引导了方向。 新街口组合的歌曲《》仍在酷狗音乐平台播放 监管 “如果有人问我，互联网一天出现多少新歌，我不知道，没有相关机构统计过数据。”王易说，据他了解，八大音乐唱片公司和几十家小型音乐公司，每天产出上千首歌曲。 王易说，除了音乐公司外，音乐论坛、平台、影视公司、艺人中介公司等也创作音乐，比如抖音上的流行歌曲，这些非专业音乐公司制作的歌曲，每天产量过万，加上国外流入的音乐和音频，每秒钟就有一首歌曲或音频出现。 王易表示，音乐平台之所以对低俗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觉得其它平台下架了低俗音乐，而他没有下架，就能获得更多流量。 “据我了解，120首歌曲被文化部列为禁曲的时候，很多音乐平台持观望态度，都在等竞争对手下架，然后自己再慢慢下架，直到现在，有些歌曲还没有下架。” 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金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审美不一样，但对明显低俗的歌曲，必须封杀。 王金说，对于低俗歌曲的管控，首先应当防止这类歌曲出版，对于互联网上钻空子的漏网之鱼，要结合网上巡查、网站自查、网民举报等方式进行实时监控。 王易表示，在音乐监管方面，音乐制作公司应在源头上对歌曲内容进行防范。比如，音乐制作公司常对外出租录音棚，也会有偿为歌手制作专辑，如果发现歌曲内容出现低俗或者违规，音乐公司应该拒绝为其提供制作服务。 某音乐平台内容审核相关负责人透露，他们对音乐平台内容审核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歌手进行审核，因为有些歌手本身就是个争议人物，或者有些歌手在某个历史阶段创作的歌曲属于禁曲；第二个阶段是对内容进行审核；第三个阶段是抽查，防止出现意外情况。 2018年1月，国家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节目中邀请嘉宾艺人的原则和标准。音乐平台响应规定下架了曲风低俗的演唱团体“红花会”的作品。 6月8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约谈网易云音乐、百度网盘、B站、猫耳FM、蜻蜓FM等多家网站负责人，要求各平台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问题，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管和审核。 8月，文化和旅游部部署18家主要网络音乐平台开展自查清理，下线个。 有关互联网文化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正在日趋完善。 《互联网文化暂行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评定互联网内容是否违规的十个标准。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不良内容的9类信息。 智能审核 王金建议，对于低俗歌曲，一定要封杀，同时也可考虑引入国外的音乐分级制度，进而保护好青少年。 李进认为，分级制度可以让孩子们听孩子们该听的歌曲，成年人也有自己听歌渠道。 在美国和英国，对限制级音乐会贴上“家长指导标志”，俗称“脏标”，比如大家熟知的埃米纳姆或者其他歌手的专辑封面经常有这样的标志。 此外，标为“限制级”的音乐作品还有一套“干净版”，歌曲里的敏感内容会做删除或消音处理，因此大家经常看到同一首歌曲分为explicit（限制级）和clean（干净）两个版本。 但在王易看来，美国音乐产出量庞大，每个社区都有录音棚，大量音乐作品涌入市场，分级制度难以跟上潮流。如果中国直接引入分级制度，很难解决低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未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低俗音乐进行识别是未来发展方向，只有这样，分级制度才有存在可能性。 2019年2月，中央音乐学院发布“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博士”招生简章。简章提出，这次博士生培养计划是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决定将人工智能和音乐结合，培养学科交叉复合型创新人才。 杨华是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也是该博士项目专家评定组和筹备组成员之一。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和音乐的结合对音乐产业具有里程碑式意义。他认为博士培养应该着重三个方向，除了人工智能作曲、人工智能音乐教育外，更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低俗音乐内容进行审核。 杨华称，从80年代开始，人工智能和音乐的交叉学科已经开始研究，甚至有些音乐公司率先尝试“无人录音棚”等高科技音乐录制技术，但是最终都因为技术不成熟而放弃。反观现在，既然人工语音识别技术已经实现了长足进步，将人工智能引入音乐内容审核未尝不可。 杨华承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音乐内容审核仍然存在障碍，现在人工智能技术无法精确辨识某歌曲是否低俗，这需要专业的人工智能技术人才研究与攻坚。 “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就现在技术来看，还不能摆脱对声调依赖，因为中文有很多字、口型和发音很像。如果不依靠声调，就没有办法精准识别，如果声调受到曲调影响，识别精准度大大降低，现有技术还没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在王易看来，在音乐内容审核上，人工智能技术仍不够完善。在互联网时代，识别、低俗音乐仍需付出高昂成本，而音乐平台作为内容审核方和传播方，一定要承担起责任，阻止低俗音乐泛滥。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聂伟、李进、王凡、王金、王易、杨华为化名）

　　瑞幸“跑步”上市，会是下一个商业奇迹？5月4日，北京朝阳门外大街三丰北里悠唐生活广场，举办一场投资人沙龙。这次沙龙上，创新工场、顺为资本和源码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纷纷到场，他们讨论的主题：如何看待瑞幸咖啡的投资机会。 有投资人认为，瑞幸咖啡资本充沛，手段高明，这种互联网餐饮模式相当有前途。但也有投资人持谨慎态度，认为瑞幸风险太大，在瑞幸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之前，建议谨慎投资，哪怕没有抓住这个风口，也不能将投机当做投资。 自瑞幸咖啡成立以来，“烧钱补贴”、“亏损”、“疯狂扩店”等疯狂商业打法，这也让不少投资人摸不透，但这一度让瑞幸咖啡成为咖啡界的“网红”。 在瑞幸咖啡创始人、CEO钱治亚看来，烧10个亿不代表亏损10个亿，烧10亿是代表已经花掉这些钱，烧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能换来用户的，我认为是值得的。 据最新招股书显示，瑞幸咖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IPO申请，将其IPO定价区间设定在每股美国存托股票15美元到17美元，拟最高筹资5.87亿美元。 招商证券零售业分析师张建称，虽然上市是瑞幸咖啡的必经之路，但在融资方面，行动迅速且频繁的公司并不多见。 在张建看来，纳斯达克上市标准相对宽松，但瑞幸咖啡成功上市的概率不过50%，假如申请港股市场，审核标准较严，瑞幸咖啡很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某咖啡品牌创始人李磊表示，瑞幸咖啡是“赌徒标的”，也就是为投机者用来“赌博”的资产，人们都相信自己不会被套住，投资人纷纷加入投资行列，第一轮投资人退出后，第二轮投资人再跟进“赌博”。 上市之路——扑朔迷离 瑞幸咖啡上市，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从2017年10月第一家门店开业算起，瑞幸咖啡完成多轮融资，在40个城市开业了2000多家门店，并宣称要在2019年底门店总数超过4500家，实现国内市场杯数和门店数量双双超过行业第一星巴克。 招股书披露,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已在中国28个城市开设直营店铺2370家,服务顾客达1.68亿人次,2018年整年销售咖啡杯量约为9000万杯。相比之下，成立于1971年的星巴克，用了近三十年，历经多次股权变更，才从西雅图走向世界。 “作为投资人，我希望瑞幸能顺利在纳斯达克上市，很多投资人付出很多，他们需要这样的机会退出项目，实现变现。”海通证券零售业分析师李梅说。 她认为，一家公司想上市到成功上市需要长时间的酝酿，毕竟B+轮融资刚结束就谋求上市，说明本身资金链并不宽裕，也说明内在运营不健康，别人可能不知道内部管理风险，但纳斯达克一定对瑞幸咖啡的实际情况详细调研。 招股说明书显示，随着瑞幸开店速度递减，其资金链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 某咖啡品牌投资人李可表示，瑞幸咖啡的发展迅速，这既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劣势。瑞幸咖啡的上市之路很可能一波三折，瑞幸不一定完全具备上市条件。在纳斯达克批准前，深度尽调一定会到来，如果瑞幸咖啡的盈利模式没有成熟，长期数据缺失，最终很难上市。 李可认为，他看好瑞幸的主要原因是，瑞幸咖啡通过补贴，成为优质流量入口。当瑞幸成为高品质和白领代名词的时候，赚钱方式五花八门。“咖啡只是噱头，只是外表，盈利一定是其他东西。预计五年后，瑞幸咖啡能够比星巴克价格更低，但是估值更高。” 餐饮业独立投资人沈洋对瑞幸咖啡颇为乐观。他认为，从诞生之日起，瑞幸咖啡的融资模式就非常成熟，且富有远见，瑞幸咖啡暂时不会出现资金链条断裂的情况，瑞幸咖啡的非常健康。 李磊认为，瑞幸咖啡是就是为投机者用来赌博的资产，人们都相信自己不会被套住，纷纷加入投资瑞幸咖啡的行列。 “现在，瑞幸咖啡店面建设数量在下降，他们的钱快不够用了，在登陆纳斯达克后，第一批投资者已经有了退出的机会，但是，还会有一系列的投资人进入，他们参与第二轮的“赌博”。 融资不断——神州系加持 瑞幸咖啡一边疯狂“烧钱”，一边不断融资。 2018年5月，钱治亚说，瑞幸咖啡在连续亏损的2个月后，宣布完成了A轮2亿美元融资。5个月后，瑞幸咖啡又完成B轮2亿美元融资。 4月18日，瑞幸咖啡结束了1.5亿美元B+轮融资后，启动美国上市计划，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IPO申请，以LK为代码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寻求上市，瑞士信贷、摩根士丹利、中金公司、海通国际等机构为承销商。本次上市，瑞幸咖啡计划向纳斯达克融资1亿美元。 很快，瑞幸咖啡更新IPO招股书，将其IPO定价区间设定在每股美国存托股票15美元到17美元，拟最高筹资5.87亿美元。 创立初期，瑞幸咖啡并非首先采用股权方式进行融资，而是先于股权融资进行了6次的债权融资。 李梅表示，“这种融资形式相当高明，实际上，如果瑞幸咖啡失败，优先支付债权，那么创始人团队最多只会赔掉自己的投资份额。未来，如果项目成功，那么创始人团队能够获得更多的股权，这样的资本布局相当成熟。” 钱治亚曾表示，虽然她在资本方面是短板，但是背后有资本大佬陆正耀的支持，这让她能够更好的专注运营。 陆正耀是神州优车董事长兼CEO、神州租车董事局主席。 “去年我出来独立创业，陆总对我很支持，不但投资我们，还借钱给我，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投资人。”钱治亚解释为什么请陆正耀出任公司董事长时称，“我不擅长资本，陆总做董事长可以在战略和资本上帮我们把把关，公司现在跑的非常快，这样我可以更专注业务和运营。”钱治亚称，综合这些原因，她就说服陆正耀出任瑞幸咖啡的非执行董事长，她还透露，现在的瑞幸咖啡，自己和陆正耀的股权比例差不多。 招股书显示，瑞幸董事长陆正耀持股比例为30.53%，CEO钱治亚占股19.68%。另外，黎辉（大钲资本）占股11.90%，刘二海（愉悦资本）占股6.75%。 在张健看来，投资者对于瑞幸咖啡的支持，很大程度是对陆正耀的支持，这也是风险投机者的惯用手法。 在他看来，很多风险投资人关注人甚于项目，既然所有项目、理念和创意差不多，那么如何挑选投资方向呢？核心就是看团队，看是否有大佬的加持。这也是中国大量风险投资者的惯用手法，在瑞幸咖啡的盈利模式仍然没有成形的时候，就愿意无条件的支持，不得不说这是“赌”的一种表现。 拓店减缓——亏损20亿 如今，瑞幸咖啡一直被贴上“野蛮扩张”“亏损”等标签。 2019年1月，瑞幸咖啡官方宣布b体育，年末，以门店数量计算，将今年瑞幸咖啡会新建门店超过2500家，成为中国第一大咖啡连锁品牌。 根据招股说明书，截至2019年3月31日，瑞幸咖啡在过去18个月共计开设2370家门店，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开店最快，数量达到884家。其店面数量居于全国第二，主要集中在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等地区。 但是，2018年第一、二、三、四季度，瑞幸净增门店数量分别为281家、334家、565家、884家，而到了2019年第一季度，其净增门店数量仅为297家。 张建认为，瑞幸咖啡不是一流咖啡制造商，根本没法达到2019年底的4500家门店，宣布B轮融资前，资产已经被抵押。另外，瑞幸咖啡成立不过一年多，就要登陆纳斯达克，这说明他们的资金链和现金流不足，如果纳斯达克拖他半年，这家企业肯定完蛋。 “从B轮融资到B+轮融资，本来是仅一次的融资变成了两轮，说明B轮融资并不顺畅，一般是预算成本不足导致。”张建说，瑞幸咖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融资金额不确定前提下，开店速度放缓是必然选择。 “疯狂”拓店，这也让瑞幸资金链捉襟见肘。 招股书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瑞幸咖啡店铺租金1亿元，比上季度增长39%，但门店数量仅增长了14%。瑞幸咖啡面临“维持历史增长率的能力”和“获取足以维持扩张的资金的能力”均不足等风险。 另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瑞幸咖啡成本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8%。收入4.79亿人民币，同比增长36倍。较高成本导致瑞幸咖啡亏损水涨船高，约8221.8万美元，较去年同期317%。成立不足两年的瑞幸，累计亏损金额已超过22亿元人民币。 4月份，瑞幸咖啡即将结束B轮融资时，曾进行一笔常规设备融资租赁，即动产抵押，将咖啡机、奶箱、粉仓等物品抵押做了4500万元的债务担保。 据瑞幸咖啡后来解释，本次动产抵押的抵押权人为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被担保债权数额4500万元，所属地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多地门店。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2019年3月27日至2020年3月31日。 张建表示，瑞幸咖啡本次抵押行为意图明显，为了获取足够资金，愿意尝试不同方式。虽然现在说瑞幸咖啡资金链紧张，为时过早，但它们通过各式各样融资行为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路。如今，瑞星咖啡把所有东西抵押换成金钱，不得不说是孤注一掷。” 烧钱补贴——毛利丰厚 在钱治亚看来，瑞幸咖啡还没有盈利时间表，目前确实在亏损状态，并且做好了长期亏损的准备。甚至表示，只有“疯狂”一把，才能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改变固有的认知，未来，针对瑞幸的后续融资，一切尽在掌控当中！ 根据招股书数据推算，瑞幸咖啡获得1680万客户平均成本只有103.5元到16.9元。其中促销费用从15.8元降到了6.9元，平均每月交易客户数从2018年第四季度的430万人次提升到440万人次。 “瑞幸咖啡的获客成本低廉，我常关注互联网公司的获客成本b体育，从这一点来看，我看好瑞幸咖啡。只要涉及大体量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组织的构建，只要获客成本低于100元，最终基本都是稳赚的。”李梅说。 但张建认为，瑞幸咖啡的获客成本很可能高于100元。瑞幸咖啡是否能获得大于成本的收益，这要看咖啡的流量是否顺利向其他领域转移。 “瑞幸咖啡的流量和摩拜单车的流量能比？在衡量流量效率方面，不仅要看数量，还要看频率。如果某个顾客是瑞幸咖啡的忠实客户，但他一个月才喝一杯咖啡，那么瑞幸咖啡并不能从这个单一流量中获得更多利润。”张建说。 一直以来，瑞幸咖啡对新老用户的补贴力度之大令人咂舌，不仅有“首单免费”、“买一赠一”、“送TA咖啡”等活动，还在8月初推出面包等轻食，并宣布到今年年底“一律5折”。与此同时，用户在APP上购买或充值，一般会得到1.8-5折的咖啡券，遇到节假日优惠更多。 瑞幸方面认为，亏损是暂时的，是符合瑞幸咖啡预期的。通过补贴，获取大量客户，是瑞幸的既定战略。 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CMO杨飞曾表示，“用适度的补贴获取这一年的市场规模和速度是非常值得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持续补贴，3到5年内长期坚持。至于盈利，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3-5年之后再说吧”。 张建认为，时间越长，风险越大，三到五年，任何不确定时间都可能摧毁一个资金链紧张的餐饮公司。这就像OFO一样，资金链断裂，只是一个瞬间的事情。 跻身独角兽，“死磕”星巴克，瑞幸咖啡已然成功，但星巴克市值超过762亿美元，毛利率已连续5年超过50%，成为咖啡界巨头。 但陈磊表示，从利润率来看，瑞幸咖啡比星巴克低很多，如果瑞幸咖啡在中国大规模开设门店，星巴克的盈利空间会被不断挤压。但是，咖啡领域的毛利率一直过高，即使把毛利的80%到90%拿出做营销和公关，最终的结局仍然盈利。 争夺战——蓝海市场 2017年，中国咖啡年消费量约15万吨，不及美国的10%，在世界范围内位于下位圈。而作为人口小国的日本，2017年也有46.5万吨的咖啡消费量。 时任神州优车董事、副总经理的钱治亚是一名重度咖啡爱好者。她说中国咖啡市场处于爆发前夜，有巨大市场和无限商机。她用一组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人均咖啡消费量的差距，“中国每年人均咖啡消费量只有4杯左右，即使是在北上广深等一线杯左右。” 于是，钱治亚准备了10亿元，开始折腾起了咖啡生意。 根据CBNData《2018年度中国咖啡行业洞察报告》提供的数据，我国咖啡消费市场规模在700亿左右，而从咖啡饮用结构上看，现磨咖啡的市场份额仅占16%，也就是112亿。 伦敦国际咖啡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咖啡消费的增速是2%，而中国是15%，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咖啡市场将达到1万亿人民币。 星巴克CEO凯文·约翰逊在2017年就说过，中国消费者平均每年每人消费1.5杯咖啡，而美国这个数字是300杯。 此外，中国中产阶层将在2021年达到6亿人，是美国人口总量的两倍。但因价格太贵、购买不方便等因素，咖啡在中国是一个远未爆发的行业。 正因如此，2017年以来，资本开始关注本土咖啡品牌。除了瑞幸咖啡，连咖啡、seesaw、Greybox、友饮咖啡、莱杯咖啡以及咖啡零点吧等都获得投资。 值得注意的是，瑞幸咖啡完成1.5亿美元B+轮融资，其中私募基金管理者、星巴克最大主动投资商贝莱德的投资多达1.25亿美元。 此前，瑞幸和星巴克在营销方面的隔空喊话和无形竞争，让这两家咖啡公司绑定在一起。 2018年5月，瑞幸咖啡初建时，曾在公开信中表示，“在业务开展过程中，遇到来自星巴克的不正当竞争，并以垄断为理由，拟向有关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星巴克回应称，“无意参与其他品牌的市场炒作，欢迎有序竞争彼此促进”。 陈磊认为，瑞幸咖啡只是二流品牌。这种品牌我见得多了，尤其是红酒，口味一般，价格昂贵，专注于营销和广告，基本都一个套路，大笔烧钱，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 “这是典型的碰瓷行为，我们管这个叫做‘碰瓷营销’。”在陈磊看来，瑞幸咖啡对一家市场排名首位的老牌公司隔空喊话，相互扭打，这让初创公司和老品牌绑定在一起，成为新闻焦点。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建、李可、李磊、李梅为化名）

　　狂奔的生鲜零售“踩下”急刹车两年前，正值盛夏，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人群簇拥中，首次“巡视”盒马鲜生（以下简称盒马）上海金桥店。驻足在海鲜池的时候，饶有兴致的马云还捧起一只帝王蟹。摄影师拍摄的这一幕照片火爆网络，盒马也名噪一时。 马云在参观时问盒马CEO侯毅：“按照这种模式，盒马鲜生可以开多少个店？”侯毅回答，“如果把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都算在内，可以开2000家。” 时隔不足两年，盒马关闭了昆山一家门店，这是盒马开店150家之后，首次闭店。盒马回应称，做零售没有百分百的事情，尤其门店规模上去了，好的要更好，差的也要及时调整。 三年以来，不仅互联网巨头布局“生鲜超市+餐饮”，永辉、大润发、新华都、物美、苏宁、联华、步步高等传统商超也纷纷入局。 彼时，以盒马为代表的“生鲜超市+餐饮”模式，伴随新零售风口，搅动实体门店和生鲜消费市场。 关注生鲜供应链产、供、销、端环节项目投资的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认为，盒马依靠阿里资本和巨大流量，也没有保持一路狂奔的姿态，主要问题是生鲜果蔬、日常农产品及快消品等做成精品，商业模式相对较“重”，价值增值很难从成本和供应效率上体现出来。 进入2019年以来，互联网巨头以生鲜+餐饮+即时配送的零售模式，或停业调改，或开店遇阻，它们在舍命狂奔一段时间后，“踩下”急刹车。 关店 “线下的企业必须走到线上去，线上的企业必须走到线下来，线上线下加上现代物流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创造出新的零售起来。”2016年，马云在杭州举办的云栖大会上说，从明年起，阿里巴巴将不再提出电子商务这一概念，线上、线下和物流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新零售时代。 当年年底开出第一家门店的盒马，便是阿里开启新零售时代的尝试。 次年，马云和阿里高管们“站台”的盒马，被媒体捧为线下新零售创新样品，布局B2C生鲜零售也成为热潮。 一时，家乐福的极鲜工坊、新华都的海物会、步步高的鲜食演义、百联的RISO系食、大润发的大润发优鲜、联华的精选未来店、复华集团旗下的地球港、本来生活实体店、京东7FRESH、苏宁苏鲜生、美团小象生鲜等，“生鲜超市+餐饮”模式遍地开花。 彼时的侯毅说，“目前，盒马鲜生正处在‘舍命狂奔’的状态，只要有地方，有成熟的社区，就能开店。” 2018年12月12日，盒马武汉帝斯曼广场店开业，这是盒马第100家门店。甚至，侯毅高调宣布，未来盒马要开1000家门店。 把100家、1000家作为拓店目标的不仅是盒马。据网络平台上的公开报道显示，2018年，超级物种曾计划开店100家；同年，京东7FRESH宣称未来3-5年开设1000家门店；小象生鲜也曾流出“2018年开出20家店，2019年开出50家店”的目标。 但是，曾经的豪言壮语尚未散去，背后的困境接踵而至。 2019年4月，美团旗下新零售业态小象生鲜位于常州、无锡的门店关闭。美团回应称，小象生鲜正在进行试点期内的调整。一个月后，苏州昆山吾悦广场的盒马门店闭店，这是盒马开店150家之后，首次关店。 2019年4月，侯毅坦言，“此前，盒马舍命狂奔，肯定会有开过头的（情况），开过头就调整。” 金沙江创投合伙人杨志伟曾向人民网创投频道表示，新零售、盒马模式、无人零售等风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今，流量变得越来越贵，客户的消费体验要求越来越高，场景化消费也越来越多，当阿里、京东等电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瓶颈在于消费体验无法满足，而场景化消费在线下才能满足，只有把线上、线下融合打通才可能解决体验约束、场景的问题。 杨志伟认为，传统零售业到电商，再从电商回到实体店是一个螺旋式发展过程。绝对不是说线，提升新零售、新消费体验、新商业模式。“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和技术、移动互联网连接，大数据驱动息息相关，这些基础设施带来了行业变革和新O2O融合机会。”杨志伟说。 “填坑之战” 但在生鲜创业者王志飞看来，虽然生鲜零售高频刚需，GMV也非常大，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美好”。 “阿里的生鲜零售没做起来，因为商品价格昂贵。”曾在阿里集团任职过的王志飞说，盒马是餐饮结合，卖高档海鲜和烹饪，客户偶尔体验，并非高频，“生鲜行业可以通过互联网改变行业效率，但供应链成本和流量依旧是个难题。” 侯毅在谈到当下“生鲜超市+餐饮”模式将餐饮作为新零售标配时表示，“一定酸甜苦辣，各有各的收获”。 侯毅坦言，“在市中心做餐饮很好，因为中午有大量的人群来会吃饭，但你去了社区，你发现周一到周五中午，餐饮生意很差。这个时候，你就得反思在哪一类商圈的店，我们要高配餐饮；在哪一类商圈的店，我们要低配餐饮。” 2019年伊始，盒马开始布局“一大四小”门店体系。即盒马鲜生以4000平米以上的大店担当“一大”的模式，覆盖购物中心，模式为“生鲜+超市+餐饮+外卖”。另有四小，分别为盒马菜市、盒马mini、盒马F2、盒马小站。 以前，盒马选址以人气旺、核心区域型商圈为主，比邻高端社区，方便做纵深客群经营，保证相对稳定的消费力和客流。其消费人群画像集中于有房、有车一族，占客户比重为65%~70%，平均消费力能力高。过往，盒马对自身客户群的定位是对价格不敏感，对品质、新鲜有高要求的群体。 “大多数人还是价格敏感性驱动，在打中高端市场的时候，难度较大。”杨歌说，忠实客户相对还比较少，大多数人群都是尝鲜。 在杨歌看来，类盒马模式的“生鲜超市+餐饮”业态，多是通过“包装”做独立零售品牌、高级连锁门店及生鲜产品。中高端、高质量的门店及蔬果生鲜模式要在产品的高效物流仓储及细化管理上下功夫。 众海投资副总裁张烨秋向人民网创投频道表示，目前，生鲜零售市场高度分散，但各个玩家仍然有利可图，是一个具备颠覆可能性和价值的行业。“从品类来看，生鲜品类是一个高购买频次且在一定区域内具备马太效应，容易规模提速。另外，近几年下游互联网渗透率足够高，上游随着物流和冷链资源、技术的完善，借助互联网颠覆，原有行业在这几年也看到曙光，一旦这个模式成立，不仅仅只卖生鲜。” 在杨歌看来，生鲜零售店通常有五种成本，商品的采购经销成本、仓储成本、物流成本，店面和仓储工作人员的运营管理成本（一般来讲，小店3个人左右，大店则5到10个人，一般的小型仓3到6个人，大型仓在20人以上），以及金融成本。 杨歌算了一笔账，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中小体量门店通常在50到100平米，甚至低于50平米，SKU在千种以上，客单均价低于30元，平均耗损率在5%~10%，店员四个人左右，每个店员月工资大概2000到2500元，每月销售额在5至10万。 “小店客单价很低，平均在30块钱以下，但消费频次高，这样的话，一个店的流水做到月销售额10万就是极端了。”杨歌说。 杨歌说，小型创业公司做不到这点，小公司在系统管理和人员招聘、金融层面、供应链的成熟及成本上都有劣势。 侯毅毫不避讳地说，新零售有很多坑需要去改变，需要进行“零售填坑之战”。他直言，“我们也在反思，盒马的商品是不是最佳的商业模式？” 盈利困局 有券商人士认为，至于盒马，其自2016年开出第一家门店至今，单店盈利始终是其难以逾越的鸿沟。 近期，三江购物在《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称，将出售子公司浙海华地给杭州盒马；同时，浙海华地营业收入占三江购物2018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7.00%。 这里，浙海华地是盒马原来在浙江地区的加盟商，共有4家盒马门店。而三江购物2018年营收为41.33亿，由此不难算出浙海华地营收约为2.89亿。另外，2018年浙海华地净利润为-2349.14万元，这也不难看出4家盒马门店的亏损状态。 永辉云创向人民网创投频道称，超级物种的核心定位是品质食材体验店b体育，而餐饮是为食材打造最好的“试吃体验感”，也是引导用户购买食材的重要前提，他们希望用户在超级物种餐饮体验后，产生购买食材的意愿。“作为零售品牌，我们最终目的是食材零售。” “体验式消费无疑是吸引客流一种方式，但到底是体验主导还是消费占主导，我认为门店最终靠消费者的消费把成本赚回来，体验只是一种感觉。”杨歌说，门店在体验感上，要高设计、低成本，投入比产出高，但你花了大量的成本在体验上，而体验本身的现金回流不好。 杨歌说，目前，生鲜零售只是打造体验感觉和提升市场热度，这种新零售模式还是通过展现形式吸引客流，从C端增加影响力。另外，生鲜零售要把B端做强，继而再去映射其他领域，这其中与宣传品牌和增加市场黏性有关。 2018年9月，侯毅在阿里集团投资人大会上分享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7月，七家运营1.5年以上的盒马门店，单店日均销售额超过80万元和单店坪效（平均营业面积4000平米）超过5万元，线年新拓门店的状况却未提及。 据北京晨报报道，盒马最小的门店面积也在4000平方米到6000平方米，开店成本在几千万元不等，算是“重资产”。 “开店成本很高，经营难度大。”杨歌告诉人民网创投频道，单个门店回本周期在18个月内。也就是说，在这期间打平运营成本再收回开办成本，就可具备生存能力，形成一个较好的财务模型。但是，收回成本的前提条件是门店月现金流为正、每个月有净利。 “如果你在18个月内，收不回来成本，这个模型就不佳，所以18个月就是一个门槛。”他说。 在张烨秋看来，目前，尽管各区域内陆续有头部品牌出现，但国内生鲜零售市场仍然比较分散，这不仅受制于各地需求的差异化，还受制于背后非标品保质期短、生产集约度低的供应链体系。 招商证券商业零售首席分析师宁浮洁向人民网创投频道表示，既可到店消费又可到家消费的本土化“生鲜超市+餐饮”门店模式，是零售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由于到家与到店相交叉，在门店前端上给C端用户的感受可能类似，但后端的供应链能力不同。“但供应链的打磨需要较长时间，包括盒马也在探索。” 宁浮洁说，新零售门店要将商品结构，随着门店所在地区进行调整；另外门店要打造面向中高端、中低端等全等级、全品类划分的多维度供应链体系，降低采购成本。 资本助力 在外界看来，马云的“巡店”意味着阿里集团正式“认亲”盒马鲜生。 早在2016年，首家盒马门店开业后便获得阿里巴巴集团1.5亿美元战略投资，甚至被视为阿里新零售战略的重要一环。此后，盒马开启了疯狂扩张之路，短短三年时间内，盒马已在全国布局150家门店。 侯毅曾公开表示，盒马将是阿里新零售的核心项目，并且会共享阿里生态的诸多资源。 “生鲜是个大事业，需要大体系的支撑，要么有巨额资本，要么投入足够时间。”百果园创始人余惠勇说。 深圳的百果园做了18年水果生意，去年获得由中金智德、中植资本、中金汇融等机构投资的15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但百果园在前七年都亏损。 此后，百果园开始拓宽边界、寻求自身增长，战略发展方向从一家专业、垂直的水果连锁商，转向生鲜领域，推出独立生鲜平台“百果心享”。 百果园运营总监孙鹏认为，对于生鲜零售而言，单纯做渠道意义不大，企业布局生鲜市场应该跳出单纯的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要做就做成生鲜食材里的小米，做好商品，做好供应链、做好生态链。” 在杨歌、王志飞等多位新零售行业人士看来，生鲜零售门店要成功，一定要翻过四座大山，一是行业资质和政策，二是地产，三是互联网流量，四是供应链。 他们认为，在这四个方面有极强的优势，通过精细化运营把成本降低，生鲜零售门店才能生存。 杨歌说，“生鲜超市+餐饮”连锁门店往往需要前置仓，以满足少则100个SKU，多则四五千个的SKU。 “你要收回前置仓的建造成本，基本上需要在3到5年之间。一般来说，小前置仓一个区一个，大前置仓一个市区一个，如果大前置仓在4年以内收回成本，那这个商业模式就很好，但大多数的前置仓都在4年以上才能把成本收回。”杨歌说。 在杨歌看来，像永辉这种公司，它已经拥有连锁超市和供应链，然后再“自上而下”去开生鲜门店，前置仓和供应链相对成熟，有利于店面在早期控制经营成本。 杨歌认为，“自上而下”的零售大品牌，本身具备极强的运营能力和融资能力，财务模型轻便，可以度过开办和迭代周期，它们更容易度过3到4年的瓶颈期。 “如果创业者‘自下而上’去拓店，一旦运营效率上不来，在18个月内，收不回成本，而又要去继续建仓，在没有极强融资能力的情况下，根本活不过三年。” “农村包围城市” 这几年，大批生鲜零售门店在资本助力下，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2016-2021年中国生鲜电商行业解决方案与投资策略规划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我国生鲜电商市场规模仅为10.5亿元，到2012年增至40.5亿元，同比增长286%，到2013年生鲜电商市场规模为130.2亿元，同比增长221%，2014年生鲜电商市场规模为260亿元，同比增长100%，2015年市场规模为560亿元，同比增长115%。 冻品在线CEO林志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生鲜电商市场渗透率在4%，这很正常，生鲜这一领域目前还处于一个高度分散状态，并没有形成寡头市场，无论是京东、天猫、阿里等生鲜频道所占据整个市场份额都不是太大。 王志飞坦言，他和其他生鲜创业者都在摸索新零售模式，对于“生鲜超市+餐饮”模式而言，探讨模式是趋向刚需还是个性化。如果趋向个性化，即使是同一种模式门店也都各有设计；如果要选择体验式，那就是餐厅的路线，切入市场，最终还是切入大众刚需，回归下沉。 杨歌认为，中国是个典型“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只有下沉了才能做好。对于生鲜零售而言，你想增值这一部分，难度非常大，最终走向高端餐饮的路线才能继续。不可能既做中低廉的供应链，又做这种高端的体验，这样就两套体系分叉了。” “盒马、7FRESH，超级物种等生鲜零售门店，是在入口点捕捉大众眼光，让消费者觉得这种模式很好玩、很新鲜。但最终这种模式又不得不选择‘下沉’。”杨歌说。 在杨歌看来，生鲜零售很像抖音，如果你定位于一线城市，持续时间不会太久，用户量也不会增长到4亿以上，所以下沉到大众人群才能做大。 杨歌认为，目前，生鲜零售门店也是抖音经历的过程，最终是网红商品占据主导地位，商品多样化，毛利高，流水速度快，单店坪效足够，这可以根据中国市场的情况调整，但不管新型的餐饮店，还是生鲜零售店，甚至消费品零售店，大同小异。 张烨秋也表示，全国性生鲜大品牌的窗口期，已对大多数新进入的创业公司关闭了，生鲜行业创业，尤其是尚未获得巨头企业支持的创业者，应该调整自己的定位，聚焦在巨头尚未进入的市场，致力打造区域性头部品牌。 “生鲜零售的市场，可能出现基于全国供应链和流量的独角兽企业，甚至可能出现基于不同区域的多个独角兽品牌。”张烨秋说，不过，SKU丰富度、履约效率及成本、性价比，折旧率等要求生鲜创业者要做好流量和GMV规模，还要基于大流量和大GMV，建立深层次供应链，打造产地优化能力。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王志飞为化名）

　　互联网“菜场”争夺战“外卖！” 4月14日，从公司加班回到家不久的互联网人士王益从外卖小哥的手里接过蔬菜和海鲜。半小时前，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北的他，在新下载的某买菜app上，购买了周末做饭的食材。 “这两天，听同事们说有个新平台也在这边做买菜业务了，不仅送货上门，折扣多，比社区菜市场还便宜！”每逢周末，王益喜欢买菜做饭。 近期，互联网买菜风潮涌动，新平台犹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好奇心强的王益也不时更换平台“尝鲜”。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生鲜零售的年度总销售额达4.93万亿，仅有不到3%的交易来源于线上。 互联网买菜也成为巨头眼中“肥肉”。美团、苏宁、饿了么等在近期动作频频，苏宁小店于4月下旬上线苏宁菜场；美团直接上线美团买菜APP；饿了么与叮咚买菜战略合作；盒马菜市也在上海低调开业；腾讯投资谊品生鲜；连罗森便利店也开始尝试社区生鲜…… 一时，“买菜”争夺战打响，在互联网“菜场”上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01 “去年，全市场已经有几十家这样公司了。” 聚焦垂直电商领域的投资咨询师张瑞对人民创投说，早在2016年，市场就出现了不少针对社区C端用户的互联网买菜相关公司，以及一些在支付、电商、社交、本地服务等领域有一定市场基础的公司，它们或多或少布局了互联网买菜业务。 如今，互联网“菜场”正逐渐成为新消费模式。以饿了么为例，其通过App上的“买菜”版块业务，连接上不少城市的线成的买菜外卖订单实现了客单价超过40元。其中，定福庄北一区农贸市场2018年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11倍。近一年来，北京消费者线%。 与饿了么连接一线菜商不同的是，美团买菜APP和小程序在上海和北京的试点运营，是通过自建“便民服务点”，服务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用户，外卖配送上门；苏宁小店的“买菜”业务，则需要用户到线下门店自提。 按配送与否划分，互联网买菜分为美团买菜、饿了么等果蔬配送上门，另一种是不进行配送，由用户到指定线下门店或摊位自提，这种模式是让C端用户办理家庭卡，习惯互联网购物的年轻人下订单，老年人拿卡去取货。 在张瑞看来，社区里看似潜在客源的大爷大妈，大多数人没有互联网购物习惯，而且中老年人这一买菜群体对价格很敏感，所以互联网买菜业务的主要客群是年轻白领，但是白领做饭又不多。 这次，吸引王益在新上线APP买菜的是价格，注册、下单能领取38元新人红包。“很多菜和海鲜折扣不错，有4.4折、6折、7折、9折等不同力度的优惠。” 据王益所用的买菜App显示，约600g黄瓜3.99元，约500g的丝瓜5.8元，约350g的西红柿折后3.9元，近600g的藕5.29元，500g左右的牛肉块25.9元，3个蒜头2.9元等。 “家里长辈总买菜，如果网上持续优惠，那还省去超市采购的时间和力气。这次我买的果蔬质量比较好，其中一种水果没有（货）了，店家主动电话询问是否可更换另一种等价水果。”王益说。 02 “有优惠才有人买，多做促销活动。”在谈到社区互联网买菜时，一位从事跨境电商业务人士说，目前社区生鲜的出货量很大，但“不小心亏死你”。 “竞争太激烈，还是靠烧钱补贴，因为大家没有这种消费习惯。互联网买菜公司没有补贴的话，很难开展业务。”该人士说，去年，他接触过不少类似社区果蔬的互联网业务，但是这些公司死了一批又一批。 北京的一家菜市场摊主王敏告诉人民创投，去年，他们就接入互联网外卖业务，通过“外卖”把自家的蔬菜卖出去。“一般情况，周一到周五的外卖订单多一些，周六日也会有订单，但很少，具体订单数量没统计。” 王敏说，她通常在网上接到订单后，根据订单的菜品需求进行人工分拣和包装，然后等外卖小哥过来，配送给客户。 但是，王敏并不知道顾客在网上平台下单时的商品价格。她称，外卖平台每单要收取她们18%的抽成，“时间长了，网上买的价钱，肯定比我们店里贵，要不然平台怎么赚钱？” “为了培养消费者消费习惯，就靠价格优势吸引消费者了，也就是成本比超市和菜市场高，所以质量差不多，售价反而低，而消费者不管你后台投入，不低没人买。”张瑞认为，但补贴结束后，互联网买菜业务盈利太难了。 “蔬菜肉类这种属于非标品，做成标品比较难，传统大型综合超市不需要把非标品分拣成标品，但消费者在互联网买菜平台上下单是单个的，要分成一单才行，所以分拣还是要靠人工，但分拣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坏的，分拣工人为了提高效率，有一点疤痕的东西就直接扔了，损耗比传统超市还要高。”在张瑞看来，互联网买菜的的模式分拣损耗与成本都比传统大型超市高，但蔬菜价格又不能比传统超市贵。 他认为，美团买菜、苏宁菜场、饿了么买菜等规模做起来之后可能会向生鲜果蔬集采的方向发展，相对成本较高的蔬菜二批商采购只是一个补充。 张瑞说，社区电商是互联网“由虚落实”又一次重大进步，互联网衍生出的电商改变了公民的消费习惯，促进零售业变革，衍生出的O2O又在引领服务业变革，而社区电商则是在传统B2C电商、O2O基础上的升级，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在公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但前置仓成本、配送成本以及生鲜果蔬的损耗，都决定了这门生意成本高。”张瑞说，现在还是处于补贴获客阶段，保证商品质量基础上有折扣，C端用户才会买账。 03 大多数互联网买菜公司或相关业务，采取的是城市前置仓。 “在小区门口开个小仓库一样的门脸，或者和小区附近的便利店合作，一个前置仓大概覆盖2-3个小区。然后互联网公司需要计算有多少户家庭，开几个前置店。”张瑞说，蔬菜本身价格低，从蔬菜基地直采或者从菜市场批发再集中运送到前置仓的配送成本，平均下来并没有多少。但供应链环节上的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最高，消费者也不太愿意承担这种成本，即使公司本身就有配送团队，但向C端用户收取配送费也不划算。 张瑞称，因为配送成本很高，他所接触到的互联网买菜业务公司希望用户下单后，在晚上下班后自取，但白领消费者正希望省去菜市场和实体店选购的时间。 在国泰君安证券2019年度策略报告中，我国生鲜市场规模超4万亿，但生鲜超市占比仍然较小。农贸市场仍然是满足食材需求的主要采购渠道，占生鲜总体规模的73％。此外，自2011年起，生鲜超市的交易规模增速正在稳健提升。 上述国泰君安的报告认为，在生鲜产业化的过程中，供应链变革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国内传统生鲜供应链从农户生产到食材供应商、加工商，然后再经历多层经销商到达销地批发市场，不仅提高了生鲜的损耗率，也使得最终生鲜加价甚多。 当下的互联网买菜模式，也绕不开供应链的线年参与社区拼团项目投资的私募投资经理。他告诉人民创投，生鲜果蔬是不受经济大形势影响的刚性需求，BATJ等互联网头部企业和沃尔玛、家乐福等传统商超在近几年通过各种形式来挖掘这一市场，所以互联网买菜业务的出现不难理解。但是，当巨头企业的电商业务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垂直领域的需求自然会催生更加细分针对性的业务条线。 “其实美妆、母婴、拼团，甚至针对男性的经济消费，垂直电商的逻辑与互联网买菜业务的逻辑有一定相似性，电商产业在到达一定规模后更加细分的模式。”李文认为，虽然生鲜电商已经不乏入局者，但供应链、分拣、配送等成本一直是果蔬生鲜业务难题，这与入局者是否有巨头背景没有关系。 “在保证更好的果蔬品质基础上，怎么降低成本和保证价格实惠，这并不容易。”李文说，互联网买菜业务需要配送到家的话，不管是设立前置仓还是自设门店，成本都不低。 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也显示，线上线下联动正在让生鲜从过去的满足消费者痛点向新模式迈进。电商业务标品渗透率边际提升空间有限，生鲜品类成为目前线上、线下参与者主要竞争点之一，到家业务将成为新零售业态演进过程中标志性的一站。到家业态主要形态有门店到家和前置仓到家，核心在于将仓储环节前移。两者在成本与效率上定位不同：门店到家成本相对较低，但同时效率也相对较低，且SKU量少；前置仓模式效率高，同时成本相对较高。 “我觉得我们卖的菜跟外卖订饭的不一样。”被问及互联网企业自建门店或前置仓会不会对他们传统菜场带来挑战，王敏坦言，顾客上班的时候，蔬菜外卖的订单才会多点，但她家菜市场的菜，价格不赖，分拣也不比网上差，而且新鲜。如今，周边的居民都是常年老顾客了，哪那么容易都被他们挖走，“我们也跟着互联网升级啊！” “实话跟你说，你在手机上买菜，真不如到我们这买。”王敏正忙着把打包好的蔬菜递给外卖人员。 （文中张瑞、王益、王敏、李文均为化名）

　　人人车“转型”风波与李健成长试错“李健是个有情怀的人，作为创业者，他很值得敬重。”近日，北京二手车公司CEO张峰表示，人人车当下的状况，属于“人对”、“事儿不对”。 张峰所说的人人车当下状况，是指近日在李健宣布人人车战略升级前后，“暴力裁员”、“关闭所有站点”、“资金链断裂”等人人车相关破产传闻的发酵。 不仅如此，近日还有媒体披露，最近人人车长春分公司下发的口头通知，要求2月28号全员正式上班，而且还带上了几个附加条件——全员都要进行一天3次签到，早上9点、中午13点、晚上18点各签一次，如果有漏签的将自动离职。 在舆论的广泛关注中，人人车以“假消息”、“一切业务运转正常”等公开回应传闻。人人车公关部相关人士向人民创投称，如今，人人车会先集中精力，合法合规地解决因为公司战略升级出现的人员过渡问题，而一日多次打卡并不是公司统一的安排，是有的分公司正在进行合伙人相关的业务培训，但关于公司当下的运营情况和人员过渡问题的解决方案等线日，李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透露，人人车下一轮融资也即将开启，更重要的任务是，把新战略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今年之内实现盈利。 尽管李健试图通过开启融资的消息向外界传达自己的信心，人人车公司也在面对质疑时称，与成都市金牛区的合作将是由政府搭台协助人人车，通过银行、基金、金控平台等市场方式，逐步实现获得40亿元甚至更高的资金支持。但网络传闻和战略调整期带来的裁员风波，不断凸显着人人车成长的阵痛和李健在商业模式上的试错。 “过气”的C2C模式 从事二手车行业的李靓认为，目前，人人车、瓜子、优信三家公司算得上二手车交易平台行业的头部企业。 “人人车、优信和瓜子二手车身上都有创始人的影子。”在李靓看来，她对戴琨了解不多，但是听接触过的人说他相对比较高冷，视野也比较高；杨浩涌是个典型的商人，追求曝光量、追求领先，瓜子的战略也是这样。而李健创业是因为自己卖二手车的时候被人宰了，所以他想自己办个二手车买卖平台，没啥经验。” 人人车创始人兼CEO李健在百度工作7年，曾是百度最年轻的产品总监，后历任58同城产品副总裁和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副院长，具备丰富的互联网产品开发和运营管理经验。 2014年4月，在上地科实大厦成立二手车C2C交易模式的人人车，当时依托互联网进行二手车交易平台新业态。 瓜子二手车创始人杨浩涌同样拥有58同城工作经历。 作为赶集网的创始人，他也在2014年布局了二手车业务——上线“赶集好车”——也就是现在瓜子前身。 在赶集网和58同城合并后，出任新公司联席CEO的杨浩涌宣布，“赶集好车”更名为“瓜子二手车直卖网”。2015年11月，“瓜子二手车直卖网”宣布从赶集分拆，之后杨浩涌辞去在58赶集集团的所有职务，开启了瓜子二手车全新发展之路。 李健与杨浩涌都选择了C2C模式作为创业切入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成为承载他们创业梦想的口号。 “C2C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利用了大家相信‘无中间商’的美好，但实际上我们从商品零售环节来看，卖什么东西没有零售商？这都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能做下去的事情。”在二手车公司高管王冲看来，零售商解决了行业囤货市场风险的问题，不同商品会有不同经销商在囤货。 “车商只有去囤自己所了解的、符合所在地区消费人群的车才最经济，如果整个市场库存都是一家公司来囤或者没有人囤，这就变成消费者来承担这个巨大风险。”王冲说，这样的线C模式是走不下去的。 在王冲看来，以C2B交易模式为例，该商业模式来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比如已经获得数亿美元融资的Auto1公司，覆盖欧洲很多城市，成为跨国C2B模式的代表。东南亚、中东、俄罗斯等地域也都有很大的C2B企业，日本的Gulliver采用C2B和B2B两种模式也已经上市。 张峰也同样认为，李健采用C2C模式进入二手车市场，已被人人车的实践全面否定了，之前同样采用C2C模式的瓜子二手车，如今转成B2C的保卖模式。 但李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表示，C2C模式的本质是透明交易，人人车新战略仍然是建立在C2C的基础上，“我们没有放弃C2C，我觉得今后也不会放弃。” 保卖业务 目前，人人车以C2C模式进入二手车市场，涉足二手车交易、金融服务、滴滴运力生态、售后等交易服务业务，同时还设有二手车严选商城。 在二手车交易方面，人人车为车主提供上门估值检测、代卖、置换等服务。 二手车电商严选是从海量二手车中选出优质车源，继而在线上线下集中展示售卖，买家可一次性集中挑选车源，车辆符合标准的卖家也可提前获得预付车款。 2018年初，人人车尝试保卖业务，覆盖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在内的全国80余座主要城市。 所谓保卖业务，是对于优质二手车，由智能系统定价，平台与车主签订保卖协议并预付80%车款，保卖车辆放在线下卖场出售后再支付车主尾款。 王冲并不看好二手车交易平台推出的保卖服务。“在二手车市场，经销商是按资本回报率来算经营能力。比如卖十台车，有两台车亏损，但八台车盈利，整体盈利就OK。但是如果说做保卖业务，承诺未来15天卖掉，也就是要拿资金买效率，会导致库存急剧增加。一旦出现主机厂降价情况，铁定亏。” 张峰也说，前两年倒闭的二手车C2C鼻祖美国Beepi公司，就是以给消费者提供二手车在线%服务费的模式切入市场。“最终害死它的也恰恰是这个保卖服务，大量保卖车辆亏损把Beepi拖垮。” “对于平台来说，二手车的毛利4%左右，主机厂降10%，那就做不起。只要是做二手车交易平台，一定不能拿资金买效率，让资金规模膨胀，这是底线，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服务优化，不断提高卖车和买车效率。”王冲认为，二手车电商平台真正的对手根本不是各个电商平台，而是要跟传统交易模式进行效率竞争。 “虽然二手车电商平台发展迅猛，但车源和效率一直还是二手车行业两大痛点。”王冲坦言。 除了C2C模式外，人人车方向也在C2B拍卖业务、打造自有金融产品体系、与滴滴合作、在全国开设线下直营店、保卖业务等方向上不断试错。 其中，与滴滴的合作则是在人人车获得滴滴战略投资之后进行的。据媒体报道，双方联手为滴滴平台上的车主提供包括二手车、新车在内的高性价比车源和用车解决方案。 2018年5月，李健对外公布与滴滴合作的“成绩单”：自2017年9月滴滴为人人车开放流量入口后，30%流量来自滴滴的导流，新增销售数量也有近三分之一来自滴滴。 但是，滴滴在资本寒冬中的业务收缩，人人车还能获得多少支持尚不可知。 “转型升级” 一度，人人车也曾宣称要将业务开进200个城市。 2015年11月，人人车签下黄渤作为代言人，花费7000万元在全国各大媒体和渠道进行广告投放。 2017年10月，李健表示，人人车决定投入10亿元，正式开启广告营销模式，抢占市场。这次广告投放力度是最大的一届，将从今年持续到明年年初。也就是说，三四个月花掉10亿元广告费。 孙红雷、王宝强、黄渤作为瓜子、优信和人人车的代言人，以广告的形式出现在社会媒介载体之上，力图提高知名度，提升在赛道上的市场占有率。 艾瑞咨询的研究数据显示，2015年二手车电商的广告投放总额超过8亿元，2016年广告营销相关支出达到12亿元，2017年几大二手车电商平台广告费用突破了50亿元。 李健也曾这样解释广告战的意义：“用户需要一个有品牌的平台，这个需要是实实在在的。广告战背后每家的广告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想要尽可能早地出现在用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