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源远流长。

　　在中国优良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中国的饮食文化除了讲究菜肴的色彩搭配要明媚如画外，还要搭配用餐的氛围产生的一种情趣，它是中华民族的个性与传统，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凸现方式。

　　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文化特色具体体现在从宫廷到民间，从内地到边疆，从王宫贵族到平民百姓，食风的“盛”“雅”“艺”“精”“奇”诸方面。

　　“吃”的繁荣———菜系林立，风味饮食小吃上千种，各地食风食味之独特与多样化。

　　“吃”的艺术———美食美味辅之以美器，追求三者的和谐统一，浑然一体，调味之精益，肴器之华贵。膳食之繁盛，烹饪技艺之巧妙，均堪称举世无双，独树一帜。

　　“吃”的典雅———御宴排场之豪华，宫廷宴席与祭祀祭食礼仪之庄重，礼制和礼仪等级之森严，各式宴会氛围之典雅。

　　“吃”的效益———官场之交接，人际关系之沟通，食疗之精通，延年益寿之成效，益身健体、却病疗疾之功能。

　　“吃”的奇异———边疆塞外，民族众多，风俗奇异，民族食艺、食风、食味，别具情调，系少数民族文化奇葩。

　　在我国古代，由于汉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均较其它民族为高，因而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也表现的更加丰富多彩，以五谷、熟食、素食为主，以肉食、蔬菜为辅，讲究无味调和。游牧民族则多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五谷为辅，这与他们地处边疆、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地城、地貌，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限制有关。

　　中国历代传统烹饪手法技艺精湛，花样繁多，内容丰富。人们在味觉方面的追求之外，还有色、香、形、声、器等方面的需求，最后是调和。

　　在中国古代，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礼仪体现等级区别。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有菜肴二十余种。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告诉我们，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

　　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

　　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

　　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于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个要撮作一把来嚼。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

　　《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可见调理阴阳是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中医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的生理病理机能都可以分为阴、阳两种属性， 阴是指具有滋养，濡润、抑制、凝聚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阳是指具有温煦、兴奋、推动、气化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1]在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下形成了因人、因时、因地择食的饮食观。

　　阴阳学说将人的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三种类型；将食物划分为温热、寒凉和平性三种类型。“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 （《灵枢·经水》）告诉我们：饮食因先辨其体质再决定吃什么食物调理。偏阳者应少食温热性食物，而宜食寒凉和平性食物，否则将会导致阳亢及伤阴；偏阴者应少食寒凉食物，而食平性和温热性食物，否则就会导致阴盛阳衰。阳虚者宜多食温补之品；阴虚者宜多食甘润生津的食物。

　　“朝食三片姜，胜过人参汤”、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体现了阴阳学说中“因时制宜”的观点。日出、春夏属阳，日落、秋冬属阴，人体饮食需与外界环境相适应，所以春夏、早上宜食温热食物，如生姜；秋冬、下午宜食寒凉、滋润食物，如萝卜。

　　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呈现出复杂的地域差异，阴阳学说中“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我国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南北的气候差异决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结构，各地人们的口味也因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四川、湖南一带湿气重，因而喜食辣；北方气候干燥，容易出汗，喜食润燥食物。由此说明，饮食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中医五行学说把自然界的事物分为木、火、土、金、水五个方面，从而构成不同级别的系统结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自然就被纳入到这一结构模式中，如把食物分为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麦、菽、稷、麻、黍），五畜（羊、鸡、牛、犬、彘），五香（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花蕾、茴香子），五果（枣、李、杏、栗、桃）等。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在五味中分别是酸、苦、甘、辛、咸；在人体五脏中是肝、心、脾、肺、肾；在季节中则是春、夏、长夏、秋、冬。各五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食物五味与人体五脏来说，“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柩·五味》）同样，五脏与五季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春季属木属肝，夏季属火属心，秋季属金属肺，冬季属水属肾。由五脏与五味，五脏与五季的关系可以得出五季与五味也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关系对饮食的宜食、宜忌有很大的影响，饮食只有在不违背阴阳五行生克规律的前提下，才能维持着机体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持身体健康。

　　晋·傅玄《口铭》：“病从口入”。“饮食病因”在中医思想里面占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饮食失宜（饮食不洁、饮食不节、饮食偏嗜），饮食失宜直接影响脾胃消化、运输功能，导致营养失衡，引起其他疾病。

　　很多疾病都是由饮食不卫生造成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意在告诉人们不宜食变质、腐败、不洁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

　　《灵枢·小针解》：“饮食不节，而疾生于肠胃”，饮食不节包括“食量无节”和“饮食无时”。饮食过少或过多均不利于身体健康，过少使人饥饿，水谷精微不足而营养不良；过多则使饮食积滞于胃肠，引起消化不良。饮食无时是指没有按时规律的饮食，饮食应按四季，早中晚规律进食。

　　饮食偏嗜即为嗜食偏寒、偏热、偏酸、偏苦、偏甘、偏辛或偏咸之物，以及嗜酒等。长期饮食偏嗜会导致机体脏腑阴阳失调。

　　未病先防是通过饮食养生来维持机体平衡，而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人以水谷为生，故脾胃为养生之本”（清·徐文弼《寿世传真》），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有容纳和助消化的功能，即“主受纳腐熟水谷”， 食物中的精微物质都由脾胃吸收，化生气血精*输至全身，营养脏腑经络及维持其活动。脾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保障，脾胃功能一旦受损，人体脏腑机能将会随之受损。因此，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传统中医饮食养生观强调必须以脾胃为本，[2]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

　　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并认为：“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中医认为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饮食，五味偏嗜、过硬、过烫、过多或不规律饮食均会影响脾胃健康。因此，饮食只有以温、软、素、淡、鲜为宜，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注意饮食卫生，不偏嗜，寒温适宜，阴阳五味调和，方能达到饮食养生的目的。

　　饮食养生应以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为依据来调理人体阴阳，使人体维持和恢复阴阳相对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调理阴阳包括补益阴阳之偏衰和祛除偏盛之邪气，即损其有余、补其不足。[3]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按照阴阳学说划分属性：如食物、人类、四季、地势的阴阳属性。因此饮食宜三因制宜、寒温适宜。《饮膳正要》：“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正是体现“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以调理阴阳的目的。总之，调理阴阳、寒温适宜是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重要饮食养生方法。

　　食物五味即酸、苦、甘、辛、咸，其属性在人体五脏中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对应，五脏之间相互资生又制约着，因此，五味对人体脏腑的生理，病理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帝内经》中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五味调和，脏腑得益，人体自然健康；五味偏嗜或不遵宜忌，将导致脏腑阴阳失衡，脏气功能紊乱，进而生成疾病。例如：过食酸，会使肝气偏盛，从而伤害脾脏，使脾气衰竭；过食咸，则使骨质受到损伤，引起心气抑郁或者肌肉萎缩；过食甜，可引起心烦胸闷，面色发黑，或使肾气失衡；过食苦，可使脾气受损而不濡润，胃气损伤而胀满；过食辛，会使筋脉损伤而松弛无力，精神消沉。因此，饮食应“谨和五味”，而不宜偏嗜五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饮食在中医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整体观和辨证进食方法，坚持“审因施食”，“三因制宜”，“辩证用膳”的平衡膳食观，遵循“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健脾调胃，去除诱因，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的养生观；使机体维持动态平衡，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饮食方法是最科学的饮食方法。

　　[1][3] 张登本，中医学基础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xx年（22）

　　[2] 周俭、白克江，《脾胃论》养生特点及其贡献 [J]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xx年3月第二期 （77）

　　［摘要］自古以来，文化主宰民族、国家、家庭，甚至个人命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人类对全世界的文化进行了归类和研究。我国从各个角度研究文化，形成了不同学科。其中，饮食文化是众学科之一，通过对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饮食礼仪、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观。这种观念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

　　饮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饮食文化研究的焦点逐渐由物质需求转移到精神提升。在长期的饮食生活中，中国人总结出一套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饮食文化观。这种观念塑造了独特的国民性格。

　　文化作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丰富和复杂的现象，不仅人文社会学科将它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他学科也多多少少涉及文化的概念。因为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有别，所以，文化概念种类繁多。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调查和总结了1871～1951年关于文化的定义，数量多达164种，可谓“百家争鸣”。现在又过了几十年，可能又有若干个定义出现。不过，将这些定义归纳起来，无非是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句话包括了生产方式、生活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观念。

　　饮食是文化的基础部分，在文化的形成、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人类起源、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首要的物质基础就是饮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加上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等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类的饮食由“茹毛饮血”逐步发展到枝繁叶茂、异彩纷呈的饮食文化之林。当今，饮食文化大致包括东方饮食文化、西方饮食文化以及饮食文化三种最著名、最有影响的饮食流派。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经过100多万年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等方面创造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甚至同一民族的不同区域间饮食文化存在差异。中国饮食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对国民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饮食观念是人们在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过程中形成的看法，深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的影响较深。哲学思想的不同导致中国人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有别于其他国家。

　　世界各地都把中国餐饮称为“中餐”，它的突出特点是将大米和面食作为主食，讲究食物的色、香b体育、味。确切地说，中国饮食渗透着人们的审美意识，与西方人只注重食物营养的摄取量相比，中国人更喜欢赏心悦目的餐饮和有情调的饮食环境。好的饮食环境不仅能促进食欲，而且陶冶情操，长此以往人们就会有种高雅的气质和温文尔雅的性格。

　　在食物的制作方面，中国人很讲究刀工、火候。《老子》中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虽然这句话是借助饮食来解释高深的治国哲学，但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小到制作餐饮，大到治国之策，有时同出一辙。由此可知，中国饮食文化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活细胞之中，注重天人合一，强调整体观。

　　“素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诗经》中的农事诗篇不仅记载了周人注重农事的精神，而且将天人合一的理念寓于农事中，说明那时人们已经形成“以和为贵”的性格特征。今天，随着历史的前进、文明的进步，素食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农业大国、礼仪之邦，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素食文化的形成。广阔的地域和多变的气候促使南、北方各自开发和发展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饮食资源。中国南方以山水著称于世，气温偏高、空气潮湿、雨水充足，适于水稻生长。相对来说，北方则比较干旱、四季分明、寒温交替，需要冬眠的小麦在这里生长良好。总之，无论稻米还是小麦都属于素食。相对于西方国家长期的食肉习性，中国人的素食特性体现出本国人民亲近自然，与万事之中、万物之间求和谐的性格。

　　或许人们最初的食素生活迫于客观环境的压力，面对地广人稀、可耕地面积较少的客观条件，人们只能种植五谷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随着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人们在素食方面由被动转向主动。对各种动物有怜悯之情，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伤害某种活生生的小动物。尤其是上层社会更加知晓食素的益处。他们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得以快乐健康生活的基础。经过不断的实践，这种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观念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中国是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这众多的礼仪体现于人们的举手投足之间，尤其是精神理念的高度统一。“天人合一”是中华各族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的思想精华，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当中就是与人为善、与万物求和谐、无过之而又无不及的“中庸”性情。当今，世界民众特别崇尚素食生活，提倡融入大自然b体育，远离喧嚣城市，在空旷的野外充分地呼吸新鲜空气，调适疲惫的身心，真正享受生命赋予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饮食”一词最初分开使用，“饮”用作动词，理解为“喝”，源于《孟子？告子上》：“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后来引申为“饮料”，即喝的东西。贾思勰《齐民要术？煮溟》：“折米白煮，取汁为白饮。”如果说上面是对中国人吃食方面的介绍，下面是对饮料的了解。在饮料方面，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各色各样的茶。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树、利用茶叶和栽培茶树的国家。茶发乎神州，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在宋代，如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是世界上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中国的饮茶之风始于何时，众说不一。按照文献记载，魏晋时饮茶已蔚然成风，据此可推测最初的饮茶风气早于此时。起初人们并未将茶作为饮料使用而是作为药用。随着对茶的不断应用，人们逐渐了解了它的味性。饮茶就是一种品味，具有文化意义。茶文化的兴盛引起人们的崇尚。儒、释、道三家在茶文化上的互补足以体现出茶的意蕴。

　　在茶文化上，儒、释、道三家的总体基调是高雅深沉、博大精深，不过三家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处。

　　共同点表现在务必于其中求和谐、求宁静。中国人的性格则像茶，总是清醒理智地看待世间的万事万物，强调和睦、友好、理解与秩序，讲中庸，遇事沉稳，遇到矛盾不好斗，而是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妥善地解决问题。“君子之交淡如水”正如一杯清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透彻而明朗。三家中儒家将“中庸之道”引入茶文化，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友谊，通过饮茶自省，从而既能严格要求自己又能宽容对待他人。与儒家的“中庸”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道家主张人与物质、物质与精神不可分割，互相包容。可见，中国的茶文化吸收了老庄思想，强调天人合一、物质与精神统一。佛教禅宗主张“顿悟”，内心清静无杂念。茶性之柔，茶的宁静与清醒的品味正应其求。

　　在茶文化中，儒家的独有特点是讲雅致、注重欢乐情调。儒家历来主张积极入世，不论何时何地念念不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时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为主体。饮茶之时雅兴高涨、文武张弛、有所作为成为主情调。虽然身处高雅闲逸的饮茶氛围之中，但是儒士内心却是“念念有如临敌日”、“居安思危”、“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种喜怒不形于色，外在雅致、闲逸，时时刻刻防患于未然的心态是儒士所独有的。自然饮茶便成为他们协调内外、凝神思考的方式。如此更显示出他们遇事沉稳，讲道德、重人伦的性格特征。

　　道家在茶文化中融入了明显的超尘思想，强调“无为”，与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正好相反，避世思想浓重，对儒家思想是个补充。中国许多著名的茶人都有浓重的退隐思想，他们并非逃避责任，而是不苟同于庸碌之人，洁身自好。即使是功成名就者也依然保持雅洁自爱。如果说儒家文化适合贵族士人的口味，那么道家文化则更接近于文人寒士和普通百姓的思想。所以，今天许多高雅之士将由品茶而体味出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相糅合，成为真正的内儒外道之士。

　　佛家具有“苦寂”、以茶助禅、明心见性，以助“顿悟”的特点。虽说在求静、求豁达、求理智等方面三家趋于一致，但道家过于闲逸散漫，而儒者只是十分失意时想从中得到片刻宁静以便达到忘我的境界。只有禅僧在追求静悟方面最为执著。

　　所以，中国茶文化兼容释的静悟、道的驰纵、儒的雅逸，是三家的融合体。今天中华民族的成员所拥有的优良品性，茶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茶性柔和，清香飘溢，凝神降火，正与中国人遇事冷静、闲逸高雅的品性相得益彰。

　　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不止于食源开发，更在于食具研制方面。筷子是中国饮食文化在食具研制方面的代表。“筷”字由“竹”和“快”两部分组成。如果按照汉字的构造来说，它属于上形下声，由形会意。今天，随着物质材料的不断丰富、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技术的有效提高，制作筷子的材料也就不仅仅限于竹子、象牙、玉石，其他稀有金属材料也应有尽有。看着不同材质的筷子，也许人们最想知道的就是筷子的起始纪年。

　　对于筷子确切的纪年至今尚不知，专家学者通过研究调查仅能划定先民发明筷子的大致时间。可以肯定地说，筷子的起源决定于中国的饮食需要。肉食相对贫乏的客观生存环境使得中国先民以素食为主。与西方人使用的餐叉相比，中国人使用的筷子构造简单、功能繁多、应用灵活。筷子是由两根粗细、长短、材质相同的物体组成。但是，构造简单并不说明使用起来也同样简单。与其他餐具相比，筷子的使用更具技巧性，难度较大。许多刚到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人使用筷子的熟练程度赞叹不已。

　　筷子从构造到使用体现出中国人民质朴尚实的性格。它的简单构造象征着人们外表的朴实无华。

　　每个中国人从懂事之日起，长辈就用礼仪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文化源自生活，反过来又指导生活。可以说，文化的形成促进了礼仪的完善。伴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中国饮食礼仪。确切地说，中国礼仪的形成和发展都是由餐桌而来。中国人围桌而餐时讲秩序、重人伦、别主客、分长幼。

　　在塑造人的性格方面，这些看似简单的礼仪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形成良好的习惯靠礼仪的约束，“习惯成自然”，良好的习惯是一个人成功的基本条件。长辈教导子女时，总是选择一起用餐的时间，也许只有这个时候最恰当，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即使有一两句批评、教导的话，也比较容易接受。如此，伴随着家长的循循善诱，青少年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观念塑造了人们的性格。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虽然饮食文化处于文化的基础部分，但是它在人类社会形成后的礼仪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礼仪塑造了人的性格。所以说，中国饮食文化塑造了国民性格。

　　［1］高成鸢。饮食之道：中国饮食文化的理路思考[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xx.

　　［5］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

　　［6］胡小毅。传统文化与现代养生[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xx.

　　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

　　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作为一种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

　　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乳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b体育。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

　　在东方，鉴真东渡还把中国的饮食文化带到了日本，日本人吃饭时使用筷子就是受中国的影响。唐代时，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还几乎把中国的全套岁时食俗带回了本国，如元旦饮屠苏酒，正月初七吃七种菜，三月上巳摆曲水宴，五月初五饮菖蒲酒，九月初九饮菊花酒等等。其中，端午节的粽子在引入日本后，日本人又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作了一些改进，并发展出若干品种，如道喜粽、饴粽、葛粽、朝比奈粽等等。唐代时，日本还从中国传入了面条、馒头、饺子、馄饨和制酱法等等。日本人调味时经常使用的酱油、醋、豆豉、红曲以及日本人经常食用的豆腐、酸饭团、梅干、清酒等等，都来源于中国。饶有趣味的是，日本人称豆酱为唐酱，蚕豆为唐豇，辣椒为唐辛子，萝卜为唐物，花生为南京豆，豆腐皮为汤皮等等。

　　盛唐在美食方面亦是一大盛世，烧尾宴正是此中的最高代表。何谓“烧尾宴”？据《旧唐书·苏环传》：“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许献食，名曰烧尾。”这就是说，大臣初上任时，为了感恩，向皇帝进献盛馔，叫做“烧尾”。烧尾宴奢侈到什么程度呢？《清异录》中记载了韦巨源设烧尾宴时留下的一份不完全的食单。食单列菜点58种，糕点有20余种。菜肴有32种，从取材上看，有北方的熊、鹿、驴，南方的狸、虾、蟹、青蛙、鳖，还有鱼、鸡、鸭、鹌鹑、猪、牛、羊、兔等等。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科举制度、诗风、贡茶有关。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

　　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国佛教二千多年来的历程，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和茶文化等广泛领域。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古代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为中国文化史上添上了独特的一笔。殊不知唐代文人嗜酒特甚，有关诗文也特别多，因此唐代的“酒文化”是别具一格的。

　　大凡把酷好饮酒且替饮酒的人称之为“酒仙”。自从有了“酒仙”的美称之后，酒仙便层出不穷。唐代中期就有“酒八仙”之说，称嗜酒的贺知章、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为“酒仙”。

　　唐朝时期饮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种等级层次差别突出表现在高门化族与平民百姓的差异。先秦以来，食肉者为贵族，食素者为平民，因而这两者成了两大不同阶级的身份代称。

　　唐代的园圃种植业已见发达，人们食用的蔬菜主要来自园圃的供应。然而，野菜的采食仍是当时饮食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一来利用野菜充饥，二来也为自己的食物增添新爽的口味。

　　莼菜，亦名水葵，属水生睡莲科植物，其叶片浮于水面，嫩茎和叶背有胶状透明物质，我国长江以南多野生，春夏采其嫩叶可作蔬菜食用。唐时，江浙一带的莼菜最为知名，其水生量之多，放舟可采。

　　贺知章《答朝士》诗云：“镜湖莼菜乱如丝，乡曲近来佳此味。”钱起《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长史兼觐省》诗云：“桔花低客舍，莼菜绕归舟。”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云：“雨来莼菜流船滑。”均反映了莼菜茂盛生长的可喜情景。莼菜滑柔可口，江南人家视其为优质蔬菜，佐饭必备其物。杜甫《回》诗有云：“强饭莼添滑”；白居易《想东游五十韵》亦云：“莼丝滑且柔”。将莼菜烹制成羹，便成为最佳菜肴，已流传了许多年。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一钟菰葑米，千里水葵羹”，张志和《渔歌子》：“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储光羲《采菱词》：“饭稻以终日，羹莼将永年”，都是唐人美餐莼羹的现实写照。

　　蕨属蕨类植物，凤尾蕨科，多年生草本，南北荒山中均有生长。其幼叶可食，称蕨菜。春夏之际，唐人常入山岗中采集。李郢《春日题山家》有云：“偶与樵人熟，春残日日来。依岗寻紫蕨，挽树得青梅。”钱起《过孙员外蓝田山居》亦云：“对酒溪霞晚，家人采蕨还。”尤其是春荒时期，新生的蕨菜作为天然食物，往往可以帮助人们度过艰难岁月，所以郑谷有“山蕨止春饥”的诗咏。同时，蕨菜还是日常蔬食的一个重要品种。很多人喜欢蕨菜的香甜美味，经常使用于肴馔之中，精烹细饪，令人垂涎。齐己《寄山中叟》诗：“紫蕨红粳午爨香”，韦庄《西塞山作》诗：“爨动晓烟烹紫蕨”，李德裕《怀山居邀松阳子同作》诗：“饭思食紫蕨”，都表明了唐朝人对蕨菜的喜爱程度。在当时的饮食市场上，蕨菜作为蔬品之一还曾广为售卖。白居易《放鱼》诗“晓日提竹篮，家童蔬。青青芹蕨下，叠卧双白鱼。”说明城市居民到市场买菜，也曾选择野生蕨菜。

　　薇是豆科植物中的大巢菜，俗叫微菜，多生于山地，分布甚广。唐人入山采集，当作蔬菜食用。宋之问《嵩山夜还》诗云：“家住嵩山下，好采旧山薇。”储光羲《杂诗》云：“耕凿时未至，还山聊采薇。”由于采集者多，野生薇菜常被搜寻一空。白居易《续古诗》就说：“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岁晏薇亦尽，饥来何所为。”薇菜味甘，微辛，其蛋白质含量高于同类野菜，因而为食者所识。常建《空灵山应田叟》诗：“白心可洗心，采薇可为肴”，就指出薇菜的食用价值。

　　藜，亦称灰菜，属藜科，南北均产，其嫩叶可食。《史记》中已有“藜藿之美”的说法。藿，指豆叶。藜藿经常并称，意为贫贱之菜，唐朝时仍为穷苦人家所食用。姚合《过张邯郸庄》云：“野饭具藜藿，永日亦不饥。”韩《卜隐》云：“世间华美无心问，藜藿充肠苎作衣。”就是中等人家，有时也会烹食藜菜。徐夤《偶吟》：“朝蒸藜藿暮烹葵”，就反映了藜在蔬食中的一席之地。藜性味甘平，宜于作羹。陆龟蒙《复友生书》就曾形容：“案上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馈于左右。”如果在藜羹中加入适量米粒，便可烹制成藜羹糁。陆龟蒙《水国诗》中“归时只得藜羹糁”，便指这种较为粗劣的食物。

　　荠菜属十字花科植物，生于田野及庭园，春季鲜嫩时可食。孟郊作诗，有“食荠肠亦苦”之句。就是到了秋季，荠菜枯老，仍有人为之采食。卿云《秋日江居闲咏》诗即云：“检方医故疾，挑荠备中餐。”在唐代，中原地区已将荠菜列为采集型的蔬菜，市场上多有购销，而在南方某些地区还无人问津。《明皇杂录》这样记载：“高士力既谴于巫州，山谷多荠而人不食，力士感之，因为诗寄意：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看来，荠菜的食用还以地域为限定。

　　蓼，指水蓼，一年生草木植物，生于湿地、水边或水中，我国南北均有分布。水蓼味辛辣，含有辛辣挥发油，人们一般将其作为调味食物。元稹《忆云之》诗有“食辛宁避蓼”的吟述。又《开元观闲居》诗亦云：“已得餐霞味，应嗤食蓼甜。”水蓼野生数量多，采集较易，所以陈藏器《本草拾遗》有“人为生菜”的说法。除水蓼外，同为蓼科的香蓼和青蓼也常被当作野菜食用。

　　苍耳，又名卷耳、耳、地葵、进贤菜，属菊科植物，生于荒地及路旁，比处可见。唐朝人多摘新鲜苍耳，用作蔬食。杜甫《驱竖子摘苍耳》诗云：“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蓬莠独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疗风，童儿且时摘。侵星驱之去，烂熳任远适。放筐停午际，洗剥相蒙。登床半生熟，下箸还小益。加点瓜薤间，依稀桔奴迹。”可以看出，唐时农民虽然辛苦耕作，但仍难获取充足的食物，不得不依靠野菜维系生涯。苍耳的味道并不可口，也要当作食物充饥。李白曾有“置酒摘苍耳”的诗咏，表达他对这种野菜的偏好。昝殷在《食医心鉴》一书中，介绍了若干种烹食苍耳的方法，其中“苍耳菜法”阐明：用苍耳嫩叶，煮三五沸，漉出，用“五味调和食之”；另如“苍耳叶羹”，乃是将苍耳叶“和米煮作羹”，然后“著盐椒葱白”，即可食用。唐人为了把野菜烹饪成可口的肴馔，可算是煞费苦心了。

　　马齿苋，又叫马齿菜，广生于田野、荒坡和农作物之间，夏秋时多可采集。唐人把马齿苋当作难得的佳蔬，有时在菜园中采到，即同园蔬一并收获。杜甫《园官送菜》诗便提到了马齿苋和苦苣两种野菜：“苦苣刺如针，马齿叶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园。……乃知苦苣辈，倾夺蕙草根，又如马齿苋，气拥葵荏昏。”按苦苣，又名野苣、兔仔菜，可食，但不如马齿苋那样口感滑美。杜甫在诗序中说：“园官送菜把，本数日阙，矧苦苣、马齿掩乎嘉蔬。”意思是把苦苣和马齿苋也当作蔬菜，送交官府食用。就连唐朝宫廷有时也吃马齿菜，并以此作为体查民情的一种表示。《唐语林》卷一记载：“德宗初即位，深尚礼法，……召朝士食马齿羹，不设盐酪。”

　　当然，唐人采食的野菜品种很多，诸如睡菜、水韭、荇菜、苦菜、苦、堇菜、鼠耳、金盘草、回纥草、孟娘菜、四叶菜、蕺、蘩蒌等，都曾入案登盘。睡菜的采食见于《北户录》：“睡菜，五六月生于田塘中，叶类茨菰，根如藕梢，其性冷。土人采根，为腌菹食之。”鼠耳与牛唇的采食见之于皮日休《鲁望以躬搡野菜》诗：“杖春烟暖向阳，烦君为我致盈筐。探挑乍见牛唇液，细掐徐闻鼠耳香。紫甲采从泉脉畔，翠牙搜自石根傍。”另外，《酉阳杂俎》还记载了水底等野菜，甚为别致。总之，唐朝人尽最大可能去自然界寻觅野菜，借以弥补食物的欠缺，同时也为自己的日常食物开辟了更多的资源。

　　中国古代元旦饮食丰富多彩，《荆楚岁时记》的记述就是集中体现。南朝时荆楚元旦拜贺毕，接着是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táng）、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吃一个鸡蛋。其中有饮料、食品，还有药物，一应俱全，各有其特殊含义。

　　椒柏酒：在东汉《四民月令》中已经出现。椒是花椒，古人说椒是玉衡星之精，气味芬香，服之令人身轻耐老；柏是柏树叶，古人视为仙药，可免百病。椒、柏可分别浸制酒，也可一起放入酒中饮用。饮椒柏酒可去病长寿。南朝庾信《正旦蒙赉酒》：“正旦辟恶酒，新年长命杯。柏叶随铭至，椒花逐颂来。”描绘了元旦朝贺受到赏赐椒柏酒的喜悦心情。而唐代武平一《奉和元日赐群臣柏叶》一诗，以“愿持柏叶寿，长奉万年欢”之句，表达以健康长寿之身服务万年天子的愿望。饮椒柏酒在民间一直流传下来，明代山东历城、浙江嘉兴均有此俗。

　　桃汤：即取桃之叶、枝、茎三者煮沸而饮，古人以桃为五行之精，能厌伏邪气。制百鬼，故饮之。

　　屠苏酒：唐人韩鄂《岁华纪丽·进屠苏》记载：“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日屠苏而已。”韩鄂还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四时纂要》中披露了这一预防瘟疫的屠苏酒方：大黄、花椒、桔梗、桂心、防风各半两，白术、虎杖各一两，乌头半分。他说将以上八味切细，装入深红色的口袋里，年三十的傍晚，把它放在井中。初一早上，拿出来连口袋浸在酒里。全家从小到大，依次稍许各喝一些，一年没有病。

　　胶牙饧：隋杜公瞻注释《荆楚岁时记》胶牙的含义是“使其牢固不动”。实际上此俗寄托了长寿的美好愿望，因为牙齿坚固，能吃能喝，自然身体健康。隋注还说“今北人亦如之”，可见此俗的广泛性。自居易《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殷判官》有“春盘先劝胶牙饧”之句，反映了唐代元目的食俗。不过胶牙饧在南宋以后作为送灶的供物，慢慢地从元旦食品中消失。

　　五辛盘：作为元日食品最早见于吴晋间周处的《风土记》，说元日早晨吃五辛菜。“以助发五藏气”（《玉烛宝典》卷一引）。五辛菜是五种有辛味的菜，《荆楚岁时记》隋注说是大蒜、小蒜、韭菜、云台、胡荽。如《风土记》所说可活动五脏，是祈求健康的东西。《荆楚岁时记》注引《庄子》说：“春日饮酒茹葱，以通五藏。”可见元日食辛菜的传统由来已久。隋唐时代的孙思邈在《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厉气。”（《岁时广记》卷五91）而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又说：“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意。谓之五辛盘。杜甫诗所谓‘春日春盘细生菜’是矣。”这种食辛盘迎新当是晚起的意思。

　　敷于散：是一种中药，药方出自葛洪《炼化篇》，用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粉碎成末，用干净井水饮服。

　　却鬼丸：《荆楚岁时记》隋注讲的处方是：武都雄黄丹散二两，用蜡调和，使之像弹丸一般，正月初一早晨，男的佩戴在左臂上，女的佩戴在右臂上。如此鬼便会逃避的。不过《荆楚岁时记》说的却鬼丸是服食的，与注不同，可能佩戴是后起的风俗。南朝梁的文学家庾肩吾《岁尽应制》中有“金簿图神燕。朱泥却鬼丸”之句，说明除夕夜有准备却鬼丸的活动。司空曙《酬卫长林岁日见呈》有“朱泥一丸药，柏叶万年杯”的诗句，反映了唐朝尚有此俗。各人吃一个鸡蛋的习俗，在吴晋间的《风土记》中已出现。《风土记》说“正旦，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练形”。练形是道家用语，指修炼形体，认为可以成仙。生吃鸡蛋是为了长生。《太平御览》卷二九引《荆楚岁时记》说：“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即梁武帝信奉佛教，不再吞食属于小荤的鸡蛋。

　　汤饼：是指古代凡小麦面制品用水煮的食品，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九“饼法”中，讲了“水引馎饦法”，其中“水引”制法：“挼（ruó）如箸大，一尺一断，盘中盛水浸，宜以手临铛上，挼令薄如韭叶逐沸煮。”馎饦“挼如大指许，二寸一断，著水盆中浸，宜以手向盆旁挼使极薄，皆急火逐沸熟煮。非直光白可爱，亦自滑美殊常”。可知水引和馎饦属于同一类型食品，只是水引似今面条，馎饦似今长揪皮。其实宋人说的“年馎饦”是一句概括语，也包括了水引。北宋《岁时杂记》说：“元旦，京师人家多食索饼，所谓年馎饦，或此之类。”（《岁时广记》卷五引）索饼就是前代的长引。长引是说拉长的东西，索饼指像绳索一样细长的饼，两个名称讲的都是形状细长的食物。由上可知，宋代元旦流行吃面条之类的食品。

　　方式一：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都知道，很多国家都把元旦定为法定节日，在元旦这天放假。新中国成立后，也规定元旦为法定节日，放假一天。

　　方式二：现在比较普遍的就是由团体组织的活动，如元旦联欢会、挂庆祝元旦的标语、或举行集体活动等。以前有组织敲锣打鼓、集体跳民族舞的，现在在电视记录片上还能看到。到科技发展的今天，就演变为联欢晚会什么的了。近年更是有旅游、聚会等节目，反正元旦这天并没有太多的传统，在这一天放假了，随你怎么玩都行。甚至，元旦这天对年轻一代来说只意味着一天的假期。

　　方式三：保留着中国传统的庆祝方式就在于民间了，尤其是在农村。每到元旦，家家户户都会燃放炮竹，杀鸡宰鹅的，拜祭过各方神灵后，就是一家人团圆，聚一餐。至于更为浓重的庆祝方式暂时还没见过。

　　现代中国的元旦，根据中国政府将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放假一天，后常常将当日前或后双休日调整，一般连续休息三天。现代中国对元旦的庆祝较之春节，重要性要小得多。一般机关、企业会举行年终集体庆祝活动，但民间活动很少。

　　由于元旦是在民国年间才诞生的，并由春节演化而来，所以，在中国刚刚开始庆祝元旦时，其庆祝的风俗习惯当然大都是类似于春节，或者说是春节的缩小版。虽然沿用了部分传统的庆祝方式：如燃放炮竹、杀三生、敬鬼神、拜祭先人等，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并不会占用多么重要的地位。到了现代，元旦的庆祝习俗就更简单了。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中国有着悠久历史，中国人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明，在这种文化蕴藏中，中国人自古至今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技术的高超，菜式的多样，造型的精致，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文化从沿革看，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中国饮食文化从内涵上看，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中国饮食文化从外延看，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中国饮食文化从特质看，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中国饮食文化从影响看，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是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中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中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中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

　　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

　　随着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热播，追逐美食的浪潮也席卷到了地产界。近日，万科府前一号就搭上了“舌尖”这趟快车，表示将以“舌尖上的南沙”为名义，举办一场海鲜美食节。其实，广州人一贯好吃，哪怕畸角旮旯，只要有够出名的佳肴存在，也能吸引一众吃货前往。所以，以美食为“诱饵”也的确能让部分潜在客户愿意专程到楼盘一游。

　　用美食、购物、旅游景点等作为楼盘的推广手法，已被不少开发商所采用。比如中国铁建·荔湾国际城，就专门制作了一本生活鉴赏手册，将项目周围交通、美食、旅游和购物场所一一列出，图文并茂，指引明确。美食篇中，不仅将周围5~20分钟车程内的特色餐馆点出，连推荐菜式、电话和地址都详细标明，让人食指大动，马上会对楼盘产生几分亲切之感。同样，位于萝岗区的万科东荟城也将项目附近的广州植树公园、国际网球中心、翡翠皇冠假日酒店以及各种食肆一一罗列，甚至还制作了一张漫画形式的乐活地图，让客户对楼盘周边吃喝玩乐以及教育、医疗、文化等配套有直观认识。

　　记者认为，这种富有生活情趣的推广方式，远比生硬在楼书中标榜自己地段多好、在哪个新城核心、未来前景如何光明更能打动买家。对于刚需客户来说，买楼其实也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生活体验。如果能够让他在脑海中描绘出以后生活场景，也等于让客户离成交又靠近了几步。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搭乘时下流行话题的推广方式，未必适合每个项目。这种搭便车的营销更像快餐文化，看起来色彩丰富，芳香四溢，短时间内能吸引到不少市民到场，却不一定能让人家长期惦记。楼盘推广仍要注意凸显自己的个性，并将这种特质延续到每一次活动中。这样才能让项目在众多楼盘中脱颖而出，培养出真正属于该项目的客户群。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上就是虎知道为大家带来的9篇《中国饮食文化》，能够给予您一定的参考与启发，是虎知道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