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美食的情趣，并不只在品尝的时候才体现出来。未尝之前先闻其名，听得众多食客交口称赞，心中便有了幻想，犹如从枝头红杏管窥满园春色，又如灯下对着盖头揣度娇娘的容颜；及至有机会坐于桌前，等待美食上桌之时，于炊烟袅袅之中先觉其香，如一步三摇，犹抱琵琶，而后见其色，目眩神迷，食指大动；再至品尝之时，五味次第入口，交相缠绕，带来各种魅惑的感觉，其中快意更是不可言传；等到食罢，且不起身，微觉齿间留香，如余音绕梁，仿佛在喉咙中雕出某种痕迹一般，令人为之出神，此后再也忘却不掉，不多时日，馋虫又至，舌底生津，念兹在兹，便与此前的那份幻想截然不同了。味蕾上的风景与魔力之所在，永远就是这种缠绵式的诱惑。

　　与饮食业经济繁荣交相辉映的是，所谓“美食家”和“写食主义”的异常兴盛。一时间，所谓“酒文化”、“饮食文化”歌舞升平，俨然一副太平盛世再现辉煌的意思。而在《中国食文化批判———如何走出“民以食为天”的囚笼》(华龄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中，李波这位以“没有执照的自由作家”自况的作家，则似乎跟“中国食文化”过不去，把“吃”的信条、“吃”的哲理、“吃”的功能全部扭转到另一个角度，甚至把“吃”推向了审判台。

　　在觥筹交错、喧嚣浮华中，李波洞见“食文化”一触即发的重重危机。于是，他对中国“饮食文化”、“饮食生存”、“饮食宗教”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好了肠胃，忘了痛”、“‘口腔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口腹之欲如何成为文化”、“超级美食大国的盛宴”、“中、西方口腔文化的主要差异”、“饥民和饥民社会”、“让我们吃喝，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死去”、“‘吃’是一种秘密武器”、“‘吃’等于立场和荣誉”、“中国已经被吃垮N次”、“在魔鬼炮制的液体里迷失”、“别了，美食故乡”、“我们会一觉醒来变成甲壳虫吗？”、“我们还有多少家底可吃”、“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捍卫动物的权利”、“素食主义救中国”———从这些细目上不难看出作者的激愤。

　　事实上，李波对“吃”的鞭笞与批判就像一把惊世骇俗的长矛，直插中国“食概念”的心脏部位，让国内食界为之动颤。作者挑起了到底是“民以食为天，还是食以民为天”的争议和讨论，他认为，必须将“民以食为天”予以颠覆，只有回归“食以民为天”，中国人才能真正走出“口腔化生存”的精神囚笼。敢于把“民以食为天”的古老天条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刀阔斧的哲理倒置，从主次、因果关系上剖析辨识，变其为“食以民为天”，这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思维与创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全民族都在以“食”为核心，以“吃”为目标，以“味”为享受，完全沉溺于“口腔”之欲而不能自拔，那将是多么可怕的趋势。反过来，如果我们的食思维、食动作、食过程全都围绕着“民”字而运行，又将是多么美好奇妙的另一番境界。

　　“素食主义救中国”———李波一剑指出中国“食文化”的落脚点和阳关路。乍读起来未免有点耸人听闻，小题大做，但如果联系我们当下严重的现实，则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近些年来，国内关于动物福利和动物权益的相关论争日趋激烈，而物种主义者们最有力的武器居然是人们对于肉食孜孜不倦的追求。因此，无论是为了保护动物，还是为了减轻环境的压力，抑或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健康，我们都有必要返璞归真，洗尽铅华，建立和谐、慈善、有益于环境和健康的饮食文化。

　　“吃”是汉语里最复杂的一个字，其内容远远超越了食文化的范畴，几乎涵盖中国文化中所有的秘密。而在李波笔下，食物、食欲、饥饿、味觉、器官、咀嚼、烹饪、礼仪、酒水、美食家等食文化元素也都以“坐标系”、“显微镜”和“解剖刀”等作比，由此来窥探和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国民性、现实以及一切。此时，“吃”的形式和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就像一张大网，网住了所有贪吃的人，而作者则正手持一把锋利的剪刀，试图剪开这个大网，“讨伐”中国食文化。

　　品读《中国食文化批判》，我们不得不钦佩李波向“吃”宣战的敏锐与胆识。作者的追溯、论证及结论都颇具警示意味：中国口腔文化对味觉的片面追逐，导致了中国人的饥民心理、饥民人格、现世感和身体化生存，并由此形成了其与他人、环境、信仰以及自我的紧张关系。但赞叹之余，我们又不得不为李波的直率感到担心，因为作者的执言很可能会招来众多吃客的非议。毕竟，“螳臂挡车”的尝试和精神是一种艰难冒险，而“虎口夺食”的先例和勇气更是一种危险行为。

　　台北曾推出过一次“张爱玲宴”，席上的菜全都以张爱玲为主题。其中一道“爱玲豆腐松”居然是用臭豆腐和生菜叶做成的，据说诠释的还是张爱玲的名作《倾城之恋》。媒体对此菜的解释是：两种不相干的食材做出了契合的菜，就像小说里不相干的两个主角碰出爱情的火花———也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这是陶方宣在他的《张爱玲美食》(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一书中讲述的故事。这本文集所写的饮食均与张爱玲有关，大多曾出现在她的作品里，有不少还蒙其亲笔做了一番评价。如对“老大昌面包”，她就曾写道：“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从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有长风万里之势，而又是最软性的闹钟，无如闹得不是时候……”

　　再如鸭舌萝卜汤，她又写道：“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舌萝卜汤，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与豆大的鸭脑子比起来，鸭子真是长舌妇……”读来未免让人有点惊奇，一向以为海派的张爱玲和九河下梢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未曾想在美食中找到了共同语言。

　　烘山芋、煨南瓜、香椿芽炒鸡蛋、冰淇淋……张爱玲的美食地图上，食物地标不下50种，中式、西式的都有。将张爱玲与它们之间的故事依次读来，听她对饮食的感慨，或许能凑出一本《张氏美食语录》。

　　书中写得最有趣的要算红烧划水，这是一道上海式的鱼肴，也是张爱玲擅长的菜品，当年她还曾将做法介绍给闺中密友。陶方宣在述及此菜的做法后不禁赞道：“一看就知道是地道的上海风味，离不了酱油和白糖两个‘冤家’，一如张爱玲的文字，就是在浓油赤酱中煨熟了的老上海。”这道上海菜当年也曾令张学良、陆文夫、梁实秋等人叫绝，可见其盛名，却不知张爱玲掌勺后的味道，是否能像其笔下的文字那样令读者难忘呢？

　　你可曾有这样的感觉，当你离开家乡多时，想起它的风物，总会感慨：要是能吃上一口家乡的小吃该有多好。此时，北京人大概会想念他们的豆汁儿，河南人会记得胡辣汤的滋味，浙江人当然忘不了猫耳朵，广东人则记着老婆饼的味道……

　　海涛的《流传百年的经典小吃》(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仿佛一张可通达全国的美食地图，将各地有名的小吃搜罗个遍，讲它们的传说，品评它们的味道，还将其做法细细道来。若是有兴趣亲自下厨一试，便可在家中品尝五湖四海的风味了。

　　小吃的地域与民间味道浓，它虽是大餐之外的点缀，然而生存于街巷之中，出门即可遇见，食毕离座而去上班、读书，是日常中最世俗的景象。许多小吃都有着生动的名字，如陕西的石子馍、北京的驴打滚儿、香港的糖不甩、天津的狗不理。它们很少是典雅的，但粗俗得形象、可爱。它们是属于草根的，照拂着你的口感，随着每一地人的喜好而变换滋味，就像一位宠爱孩子的长者，时刻迁就你的胃口，因而和我们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几乎每种小吃都有自己的起源传说，细细读来才发现，竟有许多和皇帝有关。不管是唐宗宋祖，还是秦皇汉武，在小吃那简约、质朴但不失浓郁的味道之中，都把自己的雍容丢到一旁，露出一副馋相。小吃就是有那么一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质。然而它又不像鲍参翅肚那样，并非以昂贵、稀罕而成为精华，那是略显霸道的。它只是以最本色的烹调将淳厚注入人心，温暖人的身体。其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之所以在百年流传中不被遗忘，靠的或许就是这种“王道”般的气质。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自此便奠定了国人的哲学基础，无论审视什么，都不喜欢用眼睛去审视，而是喜欢用“口腔”：把受损失称为“吃亏”，把争论称为“嚼理”，把写文章的叫“喝墨水的”；“亚圣”孟子解说案例，用熊掌和鱼；霸王和刘邦耍心眼，摆的是鸿门宴；赵匡胤铲除武将势力，弄了个“杯酒释兵权”；金圣叹都死到临头了，留下的遗言居然还是“五香豆腐干加花生米能吃出火腿味儿”……这灶台之上和厨房之外，哪个不是和“吃”有着密切联系呢？可见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那一颗中国心惦记的总是“吃”。

　　诗人出身的黄橙，酷爱旅行，云游四方而不忘享受美食。他的《吃来吃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以饮食为写作的缘起，进而用文化俘获读者。换句话说，黄橙先生会吃，能吃，讲究吃，还能吃出风情，吃出文化。随着黄橙先生吃来吃去而读来读去，在杯盘碗盏、觥筹交错之中，大伙不仅在美食世界里遨游，还读到了历史，读到了人物，读到了地域文化，更读到了作者丰富的情感世界……舌尖上的无边风景，味蕾下的行者欢歌，享不尽的暗香飘浮，品不完的酣饮浅酌，这样的阅读真是莫大的享受。

　　既然是“吃”，自然就离不开“色、香、味”，所以顺理成章的，全书也便分成了这三个篇章。组织成这篇章的文字，可以说是饮食文化的另类盛宴：“粥与咸菜的千年恩爱”、“成也猪蹄，败也猪蹄”、“和尚对美食的浪漫情怀”、“茉莉花与茶的世俗姻缘”、“无花果与桑葚的短命时光”……上至北京羊角胡同11号厉家宫廷美味b体育，下至潮州城中山路口的肠粉摊，大江南北的美食佳肴无不一网打尽，流利的笔墨之间，镶嵌着美丽传说。或幽默风趣，或悲凄动人，或喜乐妙生，或扬善惩恶，给人一份心神上的平静与祥和，并为已悄然患上朴质生活“文化失忆”的人们注上了一管修身养性的清醒剂。这一切的一切，不再停留在单纯的吃法和玩法上了，其实它又是黄橙旅食行走文本另类的感受和自信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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