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体育亚里士多德只想到一堆管理、督察、监护、惩罚的官，而完全不考虑“邦飨孤子耆老”之类事务。

　　第二，儒家注重饮食这种日常生活，并由此发展出礼及各种典章，正好显示了儒家所谓的礼，与“法”的性质甚为不同。

　　由《礼记月令》逐渐扩大，而影响民众整体生活的皇历、农民历，更几乎是家家有之。

　　此即所谓礼教，中国人看一个人是否有教养，就从此等生活仪节、饮食进退中见出。

　　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时代，中国人都十分重视饮食方面的礼节，例如座次安排、敬酒顺序等(图片来自网络)

　　以《周礼》论膳夫庖人亨人鳖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等的情形，来对照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我们便不难发现其间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论及政府内部之行政机构与职司者，主要在其第四卷第十五章及第六卷第八章。

　　尤其在后面这个部分，谈各政体内“行政诸职司的安排、数目、性质以及在各种政体中诸职司各自应有的作用”，性质恰好与《周官》类似。

　　这便须再参考《仪礼》和《礼Baidu Nhomakorabea》的记载了。

　　今存《仪礼》其实大抵只是士礼，士冠、士婚、士相见、士丧、士虞等，均属于士大夫阶层的礼仪。

　　燕礼之燕，就是饮戏燕乐之燕，所谓“诸侯无事，若卿士大夫有勤劳之功，与群臣燕饮以乐之”。

　　把这些记载和《礼记》等文献合起来看，就可发现儒家所描绘的周朝礼文，其“郁郁乎文哉”者，一从体制上确立了膳夫庖人的地位，一论饮膳之仪节，一谈饮食本身：邦国王者之饮食，士大夫之饮食，居家生活之饮食。

　　第一，对饮食的重视，特别是它在政治学、伦理学上的重要性，中国人实在要超越西方的政治学传统甚多。

　　且天官乃总摄各部门之官，与司徒掌教化、司寇掌法律、司马掌兵备那种专司某一方面之官不同。

　　膳夫、庖人等列位其中，地位实在非常重要，与现今各级政府机关的厨师仆役大不相同。

　　不但如此，郑玄注“膳之言善也，今时美物曰珍膳”，可见膳即是美，饮馔宜美。

　　膳夫与庖人在天官中所占分量极大，人数比例也高(宫正与宫伯总共才91人，膳夫却有132人，加上庖人70人、内饔外饔各128人、亨人27人等等，比例相当可观。

　　这种特点，我们在掌守周礼的老子身上也可看到，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饮食，显然被看成是人类的基本经验，由这个生活经验推拓出去，便可以了解其他事务该怎么处理。

　　但《周礼》毕竟是王者施政设官之书，所论皆王者之事，其饮馔生活是非常特殊的。

　　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必不可缺的职司，只是市场监理、城市监护、林区监护、司库、诚信注册司、典狱、城防与军事司、财务纠察审计司、祭司、妇女监护、儿童监护、体育训导、议事司等。

　　其设官分职之原理固然与《周礼》大相径庭，细部职司分列中也没有任何一位涉及饮膳事务的官员。

　　这种不同，并不来自彼此所论政体不同，因为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乃是各种政体中必不可少的职官。

　　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礼义也。饮食思维发达的中国社会，所形成的政治态度、群己关系，亦与西方截然异趣。

　　《周礼》中即设有膳夫、庖人、肉饔、亨人、腊人、酒正、酒人、浆人、醢人、醯人、盐人等，属于天官。

　　盖宰相自古即被视为“调和鼎鼐”的人物，《周礼》贾公彦疏也说：“宰者，调和膳羞之名。”

　　《周礼》乃王者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治邦国之书，它对烹夫膳人如此重视，且将治国理政类拟于烹饪饮馔，充分体现了“礼之初，始诸饮食”的思考特点。

　　《仪礼》对于这些礼制仪节的描述非常详细，宾客如何进门b体育、如何肃客人座、席上如何摆设、佣仆如何侍候、饮馔之程序如何、该说什么吉语、如何应对、如何上菜、如何撤席、如何送客……可谓历历如绘。

　　对于饮食的内容和做法b体育，也有一些记载，如云“香以东牛臐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南羊炙;以东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酱鱼脍”之类。

　　法不论来自习惯还是契约，都是对人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但礼的核心不是权利与义务问题，而是情。

　　对于像家居生活之类，不与他人或公众发生权利、义务关联者，后世编了许多《文公家礼》、《司马温公家仪》等书刊，来发挥《礼记内则》的说法。

　　若编《周礼》者见此，一定会问：“那么，先生用什么来典祀呢?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不是献奉饮食以致敬于鬼神吗?既然如此，为何典祀之官中无职司饮食以奉祭者?”《周礼》内饔负责宗庙祭祠的割烹煎和、外饔负责外祭祀，即为此而设。

　　可是若依编《周礼》的人来看，饮食，不正是任何社会中人都不可少的吗?民以食为天，设官分职时怎能不予考虑，或不适当地予以反映呢?以亚里士多德所设的“祭司”来说，他只谈到“专管奉事神明的业务，需要祭司和庙董。